一位犹太人的心路：德国人与母亲，宽恕哪个更难？

转载自公众号：全人教育

《暮年之光》剧照（iDocs提供）

在北京一家养老院，正在放映《暮年之光》，一部没有太多故事情节的纪录片。

银幕上，94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一张刻满岁月沧桑的脸；64岁的儿子坐在床前，他们谈过去与未来；谈生活、谈生死，儿子弹起吉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唱着给母亲写的歌；窗外阳光照射进来，温暖而醉人……

70分钟的电影——黑白片、母与子、犹太人、大屠杀、生和死、心灵创伤、默契的眼神、无声的笑……坐在前排的老人眼睛泛起了泪光。

电影放完，以色列导演赛尔文·比格雷森（Sylvain Biegeleisen）在掌声中大步走上舞台，片中的老者正是他的母亲。赛尔文第一次来中国是2016年，在“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上获得如潮的掌声。2018年底他再次来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几大城市的养老院和艺术沙龙举办《暮年之光》的观影会。

“有人告诫我：要是害怕，你就别去看了！所以我是带着恐惧来的。但在影片中我却看到一位伟大的母亲，老态龙钟了仍然充满生命力！我看到了幸福和爱！”一位老先生站起来激动地说。

观影前，老人们必须签名保证自己的心理承受力。“我是觉得自己内心足够强大，才来的……影片非常感人、真实！影片记录了人间珍贵的情感，这是对人类重要的贡献！”另一位老者表示。

一位老太太年轻时学过法语，赛尔文唱给母亲的法语歌深深触动了她。赛尔文邀她上台，法语歌、《茉莉花》《夕阳红》、台上台下，老人们一起唱得激情澎湃、精神焕发……

背着吉他，如游吟诗人一般，赛尔文带着他的纪录片走过了许多国家，欧洲、美洲、澳洲、亚洲，他渴望与不同的观众交流，倾听更多人的故事。一次在比利时，观众有很多穆斯林，其中一位对他说：“透过你的母亲，我感受到了一种爱！可见，人类应该能够达到一种彼此和平的生活。”

年逾七十岁的赛尔文是以色列的电影导演、制作人、摄影师、作家，画家、主持人、歌手、戏剧治疗师。他为什么要拍摄母亲的暮年时光？这部电影何以有如此触动人心的力量？母与子之间幽默而睿智、充满关爱的对话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你让我想起与母亲的关系——

‘修复’何时都不太晚！”

犹太人的故事总是吸引人的。尤其是目睹《辛德勒的名单》等展现的犹太人那沉重得令人窒息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整个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以色列建国短短60年便成为以创新力著称的发达国家的奇迹。

第一次见到高大帅气、有着阳光般笑容的赛尔文，是在特拉维夫的海兹利亚一所大学，他在给一些以色列心理学家举行《暮年之光》的观影会。

影片一开始，医生告知他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他从以色列去了比利时，希望在母亲弥留之际，多些挽留一些共处的时光，倾听她的心声。老人脸上刀刻般皱纹，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十之八九你一分钱都赚不到！”得知儿子要拍电影，母亲揶揄儿子。

“电影重点不在挣钱，而在于触动人心。谈及生死，就会触动每一个人……”儿子不接招。

“情感是什么？你居然利用它们来赚钱？……那么别剪辑了，直接卖！”老太太笑里带着一丝狡黠，仿佛能洞穿世事。

“我活不了多久了……”母亲说。“你能感觉到吗？怎么感觉到的？”儿子问。“是的，有呼唤。更像是一种召唤……”

衰老、死亡是沉重的话题，对将逝之人总会有所避讳，但他们却谈得自然，直截了当，幽默中饱含诗意和哲理。

“亲爱的妈妈，你在谈论死亡吗？”“不！我在谈论‘生’，而不是‘死’！难道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死还不够多吗？你疯了吧！”她的眼睛放出亮光：“我们应该谈‘生’！”

儿子：“把死亡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会过得更好，更平静地活着。”母亲反驳：“我认为我还没老到可以说那样的话！”……

难怪有人用“94岁她只谈生，不谈死”作为影评的标题。”你永远预测不到这位顽皮、智慧、幽默的老人下一句话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是iDocs发起人郑琼的评论。对话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母亲偶尔也会认不出儿子，令人忍俊不禁。

“我多大了？”

“心理年龄20岁。”儿子笑着说。

“实际年龄呢？”

“加10岁。”

“你在逗我开心吗？”母亲揶揄道。

“那再加20岁。”

“寻我开心呢，我要听实话！”

“你94岁了。”

“咻！”老人轻吹口哨：“有点太多了吧！能减点儿吗？就一点点？……”

《暮年之光》剧照（iDocs提供）

温情的音乐响起，母亲缓缓伸出刻满沧桑的手，与儿子的手在空中轻触。

母亲：“轻抚，是一种语言。”

儿子：“轻抚，是一种语言。

随着旋律，母与子空中的“手舞”，让爱和温柔在屏幕上流淌着，如此默契，如此亲密，如此温暖，时间仿佛停留，成为永恒。

儿子：“我的手在说，我爱你。”

母亲：“是的，我爱你……”

只有斗室、病床、对话，偶尔有窗外的天空、飞鸟、飞驰的车略过树林……这部“非主流”影片获得了包括2015年比利时Docville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影片、2015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以色列单元最佳纪录片等在内的众多国际奖项。

电影放完，有人哭了。一位女士默默上前与赛尔文拥抱，说：“电影让我想起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感谢你让我理解，‘修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太晚！”

“心理学家看这部电影，与其他观众的反馈有不同吗？”我问赛尔文。

赛尔文说，心理学家会从专业的角度，更关注情感的问题。但有意思的是，在不同国家不同的观众，常常有相同的反应，电影结束后人们会过来与他拥抱、倾谈。因为老龄化、死亡、生命的智慧等话题，与每一个人都戚戚相关，超越国籍、超越民族、超越宗教。

人与母亲本该是最亲密的，但也往往最容易与母亲发生矛盾，剪不断、理还乱的冲突。电影让人重新思考自己与父母、自己与老人之间的关系。

“我的母亲是特别强势的人，喜欢批评，但她老了之后，她变得特别温柔。很多年轻人无法理解老人多么有智慧。我觉得我母亲给了我很多智慧的种子，每个人可以挑选适合自己的部分。”他说。

“我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

能够敞开心扉，谈及生死，可见赛尔文与母亲关系的亲密。然而，这对母子之间一场无声的“战争”，曾经折磨了赛尔文四十年之久！直到2007年拍摄《最后的明信片》，那是在《暮年之光》之前，赛尔文拍摄母亲的另一部纪录片。

拍摄《最后的明信片》时，母亲87岁，赛尔文57岁。而在那之前，他并没有觉得感到大屠杀与自己有直接的关系。之所以去与母亲对话，是赛尔文在忍受了长时间的心理煎熬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回到母亲面前，跟她说：我所有的痛苦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母亲同意对话和拍摄，因为她也想了解儿子的心声，并解释清楚：一张丢失的明信片，为何对她如此重要？随着母子对话，这个犹太家庭沉藏多年的往事浮出水面。

《最后的明信片》剧照（iDocs提供）

赛尔文出生于1948年，二战已结束3年，以色列刚刚建国。但他的家住在比利时，父母双全，还有两位哥哥。

小时候，赛尔文觉得父母更爱哥哥，总感到自己被冷落。10岁那年，赛尔文在学校听到有人说：“你的哥哥不是你的亲哥哥，你爸爸不是你哥哥的亲爸爸！”幼小的赛尔文猝不及防，惊骇不已。但面对他的疑问，母亲并没有解释。

得不到答案的赛尔文开始怀疑，回想自己5岁时，曾被送上飞机独自去瑞士，寄养在非犹太裔保姆家整整一年，他认为自己被父母遗弃了。

深感受伤的赛尔文并不知道，二战之前，母亲曾有过一段幸福的婚姻，与第一位丈夫非常相爱，生活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有两个儿子。二战开始，在逃亡中，两个儿子幸运逃脱，而她和丈夫都被送入纳粹集中营。最终，她奇迹般逃了出来，丈夫却被送到德朗西集中营，没能生还。

二战后，从集中营幸存的丈夫的一位生前好友，找到母子三人，倍加呵护。但对前夫刻骨铭心的思念，使她对他的爱无心回应。是他对两个孩子始终如一的爱打动了她。她嫁给了他，并生下赛尔文。

母亲一直珍藏着一张明信片，那是前夫留下的唯一信物，从德朗西集中营寄出的。但某一天，明信片不见了！她以为是丈夫因为嫉妒前夫而拿走了，心里一直埋怨他。

直到拍《最后的明信片》前两周，哥哥才说，明信片是他拿走的！因为那是他们生父的信物。此时，赛尔文的父亲已过世20多年。母亲非常懊悔错怪了这个无辜的、对她和孩子无比疼惜的男人！

拍摄期间，赛尔文去了集中营遗址。“我们，大屠杀受害者的孩子，不也是受害者吗？”站在夺走两个哥哥亲生父亲的德朗西集中营，赛尔文的镜头和歌声诉说着：“一座幽灵之城，树空亦无鸟栖，仿若证明，昔日已逝之人的存在。”

“上帝在上面等着我呢。”母亲说。

“你一生都在战斗，如今你还要战斗吗？”赛尔文问。

“我还要战斗。”这位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母亲，带着坚硬的外壳沉默地生活。工作、养家，做家务：“那时，我必须活下去！孩子们还小，我竭尽所能地维系家庭的完整。我做到了，我把薪火传了下去了！”

直到老年，母子敞开心扉，赛尔文才知道幼年时被送到瑞士，是因为母亲患肺结核，感染了他，不得已才隔离疗养。而母亲没有解释关于两个哥哥的父亲，是不想让两个哥哥难过，说：“你们的亲生爸爸死了，你们去爱现在的爸爸吧。”

经历了二战劫难那代人，对大屠杀那段历史有太多的沉默，赛尔文的家庭也是如此。他慢慢压抑自己的想法，把一些事情保留在内心，不说出来。

“你为什么45年后才来问我？”母亲说。

“你从来没对我说：我爱你！”

终于，因那场大屠杀而横亘在母子之间的冰雪，开始消融。面对儿子，母亲变得柔软。赛尔文问母亲生活的感受，对两位丈夫的情感，甚至问她与第一位丈夫的浪漫史，第一次做爱的感觉……探戈音乐响起，儿子拉母亲跳起了舞……

《最后的明信片》获得2008年华沙格兰道夫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电影奖。

“我接受了15年心理分析，

才把你请出我的脑子”

与赛尔文接触，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开朗热情、善解人意、幽默而深邃的“暖男”，曾经如此愤怒、敏感、孤独、脆弱。漫漫四十多年，这是一个怎样的心理疗愈的历程？

“我接受了15年的心理分析，才把你请出我的脑子。”在《最后的明信片》中，他对母亲说。

整个青少年时期，赛尔文的内心充满愤怒。成长与生活的经历，也让他逐渐意识到，犹太人的身份，交织着历史、民族、宗教、战争……20岁，他离开比利时去了以色列，想追寻个人的自由，更想回归祖先的土地。当时以色列四面环敌，他想去当兵保卫以色列。但母亲说：“只要我活着，没门！”她曾失去丈夫，不想再失去儿子。

25岁、30岁、35岁……赛尔文开始问自己：等一等！到底是什么在困扰我？我为什么不开心？曾经发生的大屠杀和战争，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心理上怨恨母亲，又要面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赛尔文的身体感到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为缓解疼痛，他去接受心理分析治疗，与自己对话，写文章宣泄情感。2003年，他独自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用相机记录自己的身体，拍了纪录片《赤裸的感情》，其中还包括一个厌食症女孩、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被虐的女孩，都是受过感情伤害的人。

《赤裸的情感》（2003）是赛尔文首次通过影像发出内心痛苦的呐喊；而后来拍摄的《最后的明信片》（2007年）和《暮年之光》（2015年），三部影片记录了他与母亲从痛苦对峙到大胆倾诉的经历，也是他自己与自己“从战争到和平”的历程，堪称是自我心理疗愈的”三部曲“。

他意识到，“过去”存在于他的身体、血液里。若是一直被“过去”占据，就意味着成为“过去”的“奴隶”。他寻求疗愈的目标，是变成“自由人”。“自由”就意味着与“过去”和解，不再受影响，能自由选择未来的道路。

“您进行了15年的心理治疗，与后来拍纪录片，哪一个因素对于您与母亲的和解起到关键作用？”我问。

赛尔文的答案是：心理治疗提供给了他一个“工具”，让他学会去聆听、接受，而不是去论断、谴责。在带着同理心的倾听和对话中，他从聚焦于自己的创伤，转向去关注、体会、理解母亲一生的情感与痛苦，母亲不再成为他的怨恨对象。

心理治疗和影像艺术两者相辅相成，终于帮助赛尔文“把母亲请出脑子”，使他的心灵也变得柔软下来，激起了他内心积极的部分——“关怀他人”的核心动力——非凡的修复、疗愈历程悄悄发生了！“这是一个彼此接纳、宽恕的过程，很不容易。”赛尔文说。

“宽恕德国人与母亲，

哪个更难？”

“四十多年的岁月，15年的心理治疗，您才与母亲达成和解。作为大屠杀的受害者，相比于宽恕德国人，为何宽恕自己的家人反而要花更多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我问。

“这是个好问题！”他沉吟了一下。

访赛尔文·比格雷森（Sylvain Biegeleisen）

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犹太人的历史。两千多年的流浪史，犹太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尤其是二战。但是，二战之后，以色列与德国的关系有点让人看不懂：

一方面，犹太社群追捕纳粹战犯不遗余力，最著名的就是对潜逃纳粹艾希曼的全球追捕和审判。同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在“侵犯”与“报复”之间的循环，几乎令人绝望。

另一方面，到了以色列，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并不恨德国人，甚至非常友好。一位生活和工作在以色列的台湾女士吴维宁，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她奇怪地发现，在以色列，是否仇恨德国人或要不要原谅德国人，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

对于“宽恕”的问题，赛尔文认为，宽恕德国人，是理性上的问题；而宽恕家人，却需要一个复杂、深刻的心理过程。

首先，以色列人认为，二战胜利，将纳粹绳之以法，正义已得到伸张；德国也为大屠杀一次次道歉，一次次赔偿，通过经济上合作、旅游文化的交流，人们有一条渠道可以忘记伤痛。“老的一代人过去了，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人们更多的是忘记了这段历史。”赛尔文说。

而在家庭中，情感的纠缠，很难通过经济赔偿来解决。家庭是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地方，尤其是孩子与父母，因为年代、观点、个性不同。同时，人还难免犯错，犯错了怎么办？必须有彼此接纳、无条件的爱，才会有宽恕。

也有观众对赛尔文说，自己的父母已经去世，无法宽恕了。赛尔文说：这的确很不容易，但需要意识到，宽恕是自己的事情。宽恕，不是让“过去”改变，也不是等着对方改变，而是要积极去“连接”你所怨恨的人，即使对方不在眼前。

“你可以做一些象征性的事，比如给对方写封信，表达感受，如果对方已逝，你可以去大自然，把信埋在树下，把你的愤怒、仇恨一起埋葬。你要找到生命的意义，去关怀更多受伤的人。放下了你的怨恨，你就自由了；爱上你所怨恨的，你就更自由了！”赛尔文说。

受伤至深，

为何依然如此胸怀世界？

世界伤害了我，这世界必须对我负责？还是我能对世界负起责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赛尔文·比格雷森（Sylvain Biegeleisen）

耶路撒冷的米列尔妥拉学院（Mirrer Yeshiva）已故前院长、犹太拉比海毅姆·希姆尔列文兹（Rabbi ChaimShmuelevitz）去世前不久在医院里，当另一个病人被安置到他所在的病房，虚弱的希姆尔列文兹用颤抖的手写下：“当我受苦时，感受到别人的痛苦是比较容易的。”

犹太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佛雷德·阿德勒的心理学理论也指出：一个人的“社会情怀”的大小，决定着他的心理健康程度。

“我花了15年时间接受心理治疗，这非常重要。如今，我能用很快的方式处理心理上的麻烦。”在疗愈自己的同时，赛尔文也在疗愈他人。他去学习戏剧、电影课程，创建了一个NGO，帮助“处于危险中”的青少年，如辍学者，还有单身母亲、新移民、少数群体等，多次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奖在内的国际奖项。

他还作为以色列机构（ICET）的一员，在海法大学、奥拉尼姆教育学院、戈登教育学院和私人诊所等开展教育项目，通过电影工作坊、戏剧等，用独特的创造性和表达治疗，为情感受伤的人、正在老去的人们进行心理疗愈和修复，将艺术家、导演、制片人、画家、音乐家、戏剧治疗师等集于一身。

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着教育的过程。赛尔文所经历的深深伤痛，恰恰成为他疗愈他人的精神资源；治愈他人的同时，自己心灵的也得到疗愈。

令他伤心的是，如今的世界，人们过于依赖科技，忽视了人与人真正的交流，父母也没有耐心陪伴儿童，造成许多人思想的沉睡，急功近利、傲慢，缺乏尊重、信任，崇尚权力、暴力，人们只管自己，不管他人。

“人与人彼此不了解，彼此恐惧，就可能建起围墙，甚至买枪，无法握手与合作，皆因恐惧。而消除恐惧最根本的核心是：发现共同点，知道我们共同属于这个世界，并非世界属于我们。我们需要打开自己的心，看到对方的内心多么丰富，才能彼此消除恐惧，握手拥抱，携手改善这个世界。”赛尔文说。

“每年有数百万儿童死亡；95%的人努力工作，却只得到一点食物。为什么？因为权贵人物并不在乎他人的生死，太多的商业广告只是让人去买买买，但并不能带来和平。”

“如果想拯救世界，人与人能够真正达到和平，就要从人与自己内心的和平开始，自己与自己和解，进而达到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周边世界一种平和/平静的状态。”他带着纪录片去不同的国家放映，观众中有，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他希望让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们看到，人类有共通的智慧，看到老人留下的关于人生幸福的金玉良言。

“我生长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我不属于宗教群体，我更像个‘世界人’。人类来到世界，是要在一起做事。我的导师有来自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领域的……但我并非学习宗教教条，而是学习他们倡导的自由、尊重他人的生活。

很多宗教领袖常常会把人引向思想的”监狱“（局限）。但你知道吗？‘宗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连接’，不是与拉比、神父或僧人‘连接’，而是与古老智慧根源的‘连接’，与生活‘连接’，与他人‘连接’，让生命脱离‘技术’的‘牢笼’获得自由，是对生命的深度理解，反映在真实的生活中。”

犹太人有一个古老的观念，叫”修复世界“（Tikun Olam）。赛尔文与母亲关系的修复的过程，以及他的电影和他所做的，让人强烈感受到他”修复世界“的使命感。他强调，真正的重建、创新，必须是产生于内部的、古老的智慧根源之上。

在这一点上，家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有这样的潜力，帮助孩子变成强大的一个人。“在《暮年之光》中，我们母子两个人，不看手机，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只是纯粹的两个人，允许自己的灵魂表达自己。此时，哪怕是一个96岁、记忆很少的人，她也不是可怜的人，而是丰富、有力量的人！这部电影证明，两个灵魂可以真正的遇见，有充满智慧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共通性的，是属于全世界的。“他说。

赛尔文特别提到，中国人需要连接古老的智慧，不能斩断根源。他不仅带着影片到中国各地放映，争取电影在国内网站上线，还积极探寻在中国开办电影、戏剧疗愈工作坊的可能性。

第二次访谈结束前，得知我第一次访谈的内容还未完成文章，赛尔文笑着问我：“你的录音机还开着吗？”我不明就里：“还开着啊！”他说：“好，你跟着重复我的话。”我乖乖地一句句跟着重复：“亲爱的赛尔文……做完这个访谈……我将会写出来……并且传播它……”

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哈哈大笑，一直让我感到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他，在用幽默的方式跟我开玩笑！也温柔地表达了一下他的”抗议“。不愧是犹太人！

痛苦，可以是灵魂呐喊的信号，而最终的疗愈与修复，是呐喊之后，对更多痛苦灵魂的关爱。疗愈与修复自己的本身，就是能去疗愈与修复更多的人。

智慧，是获得一种真正改变自我的力量。而只有真正的胸怀世界，才是获得智慧的土壤。一次自我疗愈的旅程，智慧的力量，使之成为为更多人带来疗愈的精神资源。正像赛尔文的94岁的母亲所说：“我们是在构建关于未来……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