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建文帝寄予厚望,从没想过传位朱棣

来源:文史宴     文/行在阳秋

朱棣夺位后对朱元璋一朝的历史进行了很多篡改,这些篡改集中在朱元璋对自己和皇太孙朱允炆的态度方面,给人以朱元璋想传位于朱棣,只是碍于宗法制度,只得传给朱允炆的印象。但实际上,朱元璋为朱允炆做了大量的准备,对朱棣进行了打压,从来没有传位朱棣的意思。

本文要讲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研判朱元璋对继承人的选择。这个“继承人”不仅仅是皇位继承人,而实已包含了朱元璋确定的嗣君、大臣这一整套权力继承者;二是朱元璋为着继承人、也是自身在世时的统治需要,是如何调整施政和政治制度的。

1、朱元璋的两份关键诏令

两份文件——册立皇太孙诏和朱元璋遗诏,是证明朱允炆合法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最有力证据。朱棣改修《明太祖实录》,不载朱元璋遗诏,亦不载立皇太孙诏,恰构成有力的反证。两诏令均有多史记载。《立皇太孙诏》:

曩古列圣相继驭宇宙者,首建储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抚将练兵,平天下乱,偃天下兵,奠生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统一以来,除奸贪,去强豪,亦用心多矣。迩来苍颜皓首,储嗣为重。嫡孙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嗣奉上下神祗,以安黎庶。告尔臣民,想宜知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明太祖实录》则简单记载为:

癸寅,册立皇第三孙允炆为皇太孙,祭告太庙。

朱棣并不能否定朱允炆册立为皇太孙的事实,便在文字上做文章。不仅将诏令删除殆尽、只留下事实叙述,还有意突出“皇第三孙”,暗示朱允炆乃非法继承人。

至于朱元璋遗诏,《明太祖实录》根本失载,可见朱棣对此忌恨之深,远胜于立皇太孙诏。

朱元璋从没考虑过传位朱棣

朱棣删削朱元璋遗诏,不啻于对朱元璋晚年顾命的否定。不过,朱棣此举实有不得不然的苦衷:

一、太祖遗诏明确提到“皇太孙仁明孝友”,可嗣大位,这段文字即是对朱棣合法性地位的完全否认。因此,朱棣需要将其完全删去,并伪造“第四子来否”的朱元璋遗言;二、朱元璋遗诏里明确指出,诸王于本国哭临,不必奔丧,这同样是对朱棣的致命打击,将直接导致后来《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里的许多说辞不攻自破。

《奉天靖难记》开头一段污秽不堪的文字,恰是朱棣丧心病狂的生动写照。朱棣抹杀朱元璋遗诏,并配合他对朱允炆“矫诏嗣位”的编派。这恰从反面又印证了朱允炆完全合法之地位。

2、冯胜、傅友德之死背后的朱棣

朱元璋既立朱允炆为储君,便着意以“祖孙继体宜同德”之精神,予以栽培。“太孙改律”,“政事付皇太孙参决”,有意培养并训练朱允炆处理政事的能力,此其一;为朱允炆安排文臣武将,以期达成辅佐,此其二。

下面笔者愿意提出一个判断:朱元璋为朱允炆储备人才有两种方式:委以重任和放归待用。前一种以耿炳文为代表,后一种则以方孝孺为代表。前一种为武将,后一种则为文臣。

史料显示,朱允炆之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原本是要以朝中勋贵武臣尽辅佐之职的:

以宋国公胜、颍国公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景隆、凉国公蓝玉太子太傅,开国公昇、全宁侯恪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书,茹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任亨太子少詹事兼翰林修撰,兵部尚书致仕唐鐸,刑部尚书杨靖兼太子宾客,修撰黄子澄兼少詹事,侍读东宫。

这段史料表明:朱元璋起初是想文武兼用,并仰仗旧有的元功宿将为皇太孙辅弼。冯胜、蓝玉、傅友德皆是开国元勋,威名素著。其中,蓝玉还和太孙有直接姻亲关系(蓝玉为常遇春妻弟,常遇春为朱允炆外公,蓝玉为朱允炆外舅公)。

不过,朱元璋很快就再一次屠戮功臣,冯、蓝、傅俱遭铲除。这表明:朱元璋不放心武臣典兵,更不放心让开国功臣辅佐皇太孙。这个名单里,黄子澄最终得天独厚,进入了建文朝的核心辅政团队。此外,依据现存史料,冯、蓝、傅三将之死,似乎又别有隐微。

傅友德或被朱棣谋害

《明太祖实录》于冯胜、傅友德之死,记载极其隐讳。王世贞敏锐地指出,蓝玉、冯胜、傅友德接连伏诛,似乎与朱棣有某种关联: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晦,颍国公傅友德卒,十二月定远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宋国公冯胜卒,……若颍、宋二公之卒,在蓝凉公之后,一应恩典,俱从削夺。……至颍公,尤不可晓。

自洪武元年以后,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诸将,不闻有纤毫罪状,见疑以死。而史不於卒时立传,却於封公下及之,与蓝凉公同例。永乐中又不为置后,岂藩邸时有宿歉耶?

……高帝末年,大将有功名者,诛僇几尽,而秦晋二邸,亦先薨逝,无非授文皇为祛除之地耳。史之曲讳甚多,不可枚举。

王世贞观察敏锐,看出傅友德、蓝玉之死,与朱棣似乎存在关联。朱鸿在《明成祖与永乐政治》中就此论曰:

太祖之诛锄功臣,成祖从中离间,应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太祖之意原在铲除足以威胁太子太孙者,岂料竟中燕王之计。成祖假太祖之手扫除“靖难”障碍,其人之工于心计,於此可见一斑。

朱鸿的分析切有见地。我们若将王世贞、朱鸿的推测,与前引宋、蓝、傅任职的记载合看,尤其是考虑到蓝玉与皇太孙的亲戚关系,不难得出燕王陷害的怀疑。

不仅如此。燕王导诱下,朱元璋诛杀元功宿将殆尽。这迫使他改变了原先的顾命计划,不得不另选别人做朱允炆的保驾大将。朱元璋可以在兵权上,选择让燕王代武臣,却无法在辅导皇孙上,也使燕王代劳(“周公辅成王”果然成为后来朱棣篡位的饰辞)。流传很广的朱允炆疑问“诸藩不靖,孰御之?”,很有可能存在。

3、朱元璋给朱允炆挑选的人才

洪武末年仍然幸存的耿炳文、郭英便成为朱元璋的选择。

顾诚《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均对此段史实作出了出色还原。

耿炳文是朱元璋选定的第一号保驾大将。朱元璋深知耿氏习性(不居功)和所长(善防守),因此在洪武末年多次让他统兵出征、独当一面,还亲自下令把懿文太子长女江都郡主嫁给耿炳文之子,显示出朱元璋对耿氏的厚望。

郭英的情况与之类似。郭氏本就是朱元璋外戚,又是开国元勋。朱元璋委以重任,再合适不过。朱元璋令郭英于洪武末年随辽王统兵,不无牵制燕王之意。有所区别的是,耿炳文为正,郭英为副。至于后来郭英未见朱允炆大用,耿炳文战死真定,那则不是朱元璋所能逆料的了。

排除事后诸葛的观点,朱元璋对身后谁来辅佐朱允炆,是经过周密部署的。朱允炆能用耿炳文而不能用郭英,能用李景隆而不能用徐辉祖,卒致用人不当而败,确非朱元璋所能布置的了。

朱元璋还以另一种方式为朱允炆储备人才,笔者称之为“放归待用”。代表人物有:解缙、方孝孺。他们又以文臣见用。我们注意到,朱元璋在解缙和方孝孺两人身上采用了非常相近的处理方式。

多种方孝孺传记都记载了朱元璋与方孝孺的两次会见。这两次会见,分别是洪武十五年(1382)和二十五年(1392),相隔十年。第一次谈话,缘因吴沉、揭枢之荐。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说了这样一句话:

此庄士,当老其才,以辅汝。

这句话,诸史众口一词。差异之处在于,《吾学编》、《续藏书》、《松窗梦语》皆载,此语乃对“皇孙”而发。甚至有记载说是“皇太孙”。《献徵录》、《革朝遗忠录》、《罪惟录》、《明史》等书则取另外一种说法,谓朱元璋语皇太子。两相比较,洪武十二年,懿文太子尚在,后一种记载更为可信。当然,不能排除“皇孙”为追记的因素。

第二次会见,朱元璋说:

今非用孝孺时。

这次会见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会见后不久,方孝孺就去汉中任府学教授,并入蜀王幕了。两次谈话有共同的内容:朱元璋看重方孝孺之才;要把方孝孺留给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作辅臣。

方正学先生像

朱元璋很清楚方孝孺的才干,却又坚决不愿在洪武朝起用他,这表明朱元璋对方孝孺的使用有着长远考虑:方孝孺并不相合于洪武政治,但从品性、气质上却极符合嗣君的需要,不管是懿文太子,还是太孙。

有史料记载,朱元璋遗命召方孝孺,有夸张成分,但亦不能明证其非。如果这条史料成立,那么朱元璋顾命方孝孺以辅佐太孙,以达成他晚年安民守成求治之理想,也会更加确定。

与方孝孺情况类似,解缙也是朱元璋“放还”的又一人物。不同的是,解缙已于洪武年间登仕,并已暂露头角。解缙为官三年(1389-1392年),锋芒毕露。为李善长辩护,上大庖西封事,弹劾袁泰,确给朝政带来一股新锐空气。朱元璋对其的态度是又欣赏又担心,同时略有不快。所谓:

上又虑公少涵养,将为众所倾。召其父至,谕曰:“才之生甚难,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归,益进其学。”

考虑到解缙本人的秉性,朱元璋决定将其遣归待用。“后十年来”,成为朱元璋对嗣君和解缙的双重期待。

朱元璋给皇太孙的“储才计划”还不仅限于此,这里写到解缙和方孝孺,是作为例证,说明朱元璋对身后辅政人才的事先安排。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朱元璋对方孝孺和解缙的期待没有完全实现。方孝孺未能跻身宰辅大臣之列(当时宰辅为齐黄二人);解缙则干脆为齐黄所忌(后文仍将有论述),被贬到甘肃做了小吏,直到建文二年才还朝,仍然不得志。

朱元璋于洪武后期,重用耿炳文、郭英,并为朱允炆储备人才,这一系列选官任将,恰可与朱允炆的合法地位相互印证。朱元璋期盼太孙顺利接班、完成守成的愿望虽然落空了,但若不以后论前、不以成败论事的话,朱元璋的努力是昭然可见的,他已尽了他的所能。

4、朱元璋晚年为建文铺路

朱元璋不仅选官任将、确定储君,同时也在施政、制度上作出一系列调整,以因应太孙接班,为他创造铺垫和条件。朱元璋的调整主要有:改革宗藩制度,限制藩王权力;调整治国之道,由猛趋缓。这两者直接对太孙的即位有利,可称是朱元璋在内政上的努力。

洪武后期,朱元璋确已在刑杀上放缓,在“礼义”上努力。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宣布撤除锦衣卫刑具,削夺锦衣卫司法权:

焚锦衣卫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上闻之,怒曰:“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令锦衣审之,欲先付其清耳,岂令其煆炼耶?而乃非法如是! ”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朱元璋在朝堂上的这番言行,只是他故示姿态的政治表演。不过,锦衣卫司法权确已废除,且终洪武建文朝,不再复设。与之相伴的是,朱元璋也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修订的《皇明祖训》里,宣布废除酷刑,并永不再设:

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惊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宜,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云何?盖嗣君宫内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这段文字,本身读了就胆战心惊(处死上奏者何尝不是法外加刑),但朱元璋废止酷刑的立意,确是坚决无疑的。它还明确提到了“守成之君”,表明朱元璋从事刑律上的改革,意在为嗣君创造良好的司法制度和宽松的政治环境。

恐怖特务组织锦衣卫被取缔

上引两件事实合观,更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考虑到锦衣卫、廷杖这两大明代弊政并未在建文朝出现,我们更有理由确信,“建文时期朝廷政治的演变,其实衍生自原本已存在於洪武朝中的各种倾向。”

洪武末年,朱元璋大批起用儒生,朝廷重武轻文的面貌已大大改观。齐泰、黄子澄、练子宁、茹瑺等一批新晋官员,都是这最后几年得以任事的。与之同时,朱元璋对文臣的进谏,容忍度也越来越高。吸纳儒生参与政权,并咨询他们治国,是为朱元璋为太孙留下的一大制度遗产。

5、朱元璋对朱棣的打压

朱元璋为使太孙的皇位安稳,使用了一系列措施,限制藩王权力。朱元璋的安排不可谓不周详,靖难之役的结果,实有极大的偶然性。

朱元璋修订《祖训录》成《皇明祖训》,刻意对藩王加以限制。据张德信的研究,《皇明祖训》与《祖训录》的差异竟有七十余处之多。这显系朱元璋在洪武末年,为因应皇族内部新形势而为。

改动条文的两大特色是:重新调整皇室内部礼仪;削减藩王的人事和司法权力。

《祖训录》成书于洪武六年,颁布于洪武十四年。当时朱元璋考虑到太子朱标居长,由他统御诸弟,继承大统。而洪武末年太子薨逝,皇太孙面临着统御诸叔的尴尬局面。朱元璋遂在皇室礼仪上重新安排。

《皇明祖训》规定亲王对皇帝,要行五拜三叩头的“君臣礼”,同时宫内行“家人礼”时亲王受“四拜礼”。朱元璋提高晚辈天子的礼数地位,显然是有所为而发。

《皇明祖训》还对亲王的人事权力、司法权力予以削减:

凡王国文官,朝廷精选赴王国任用。武官已有世袭定制。如或文武官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听,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决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规谏,助王保全其国者,毋得轻意凌辱。朝廷闻之,亦以礼待。

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军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来,审问情由明白,然后治罪。

《祖训录》的“从王区处”被改为“王即拿赴京来”,“违犯及侮慢”改为“侮慢”,可见藩王司法权的削弱。

此外,诸王失去对本府文官的任用权,只可任用武官。到朱允炆即位,遂发展为“建文元年二月己酉,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官。”《祖训录》和《皇明祖训》也都规定,藩王不得“延揽交接奔竞佞巧智谋之士”,提防藩王坐大。

朱元璋还颁布《御制纪非录》、《太祖皇帝钦录》,分别警示秦、周、齐、潭、鲁五王,历数其罪恶。

何期周、齐、潭、鲁,擅敢如此作为。……是子等恐异日有累于家邦。

阅读这两份文件可知:周、齐、代三王早有劣迹,建文年间遭削,罪有应得。

朱鸿即于《明成祖与永乐政治》中怀疑,晋王为燕王所害,不无道理。盖晋王忠于朝廷,且长于燕王。晋王统兵,则燕王能否发动靖难,尚未可知。朱元璋去世时:

时诸王自秦晋外,皆各拥三护卫重兵。地嫌势逼,恐其窥伺,乃革遗诏,止诸王会葬。

秦晋二嗣王朱尚炳、朱济熺均尚未成年,兵权未掌,燕王成为拥兵亲王之最长者。晋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三月,距离朱元璋去世仅仅两个月。在时间上,晋王之薨对燕王极为有利。

朱元璋不仅限制藩王权力,也着意让藩王们互相牵制,以共御外敌,同时不致危害朝廷。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朱元璋与武定侯郭英敕书》一文揭示,辽王享有较大的兵权,洵为燕王劲敌。《天潢玉牒》也显示,洪武末年,肃王、庆王作为西北塞王,也曾获得朱元璋的青睐和信任:

(二十五年),命肃王于奉天门设座听朝政。

(二十九年),肃王奏遣,……征沙州。

(三十年)命肃王监军,北伐,不果行。

(三十一年),召肃王、庆王归朝。

这表明,朱元璋有意要保持藩王间实力的平衡,燕王独大是朱元璋绝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晋王死后仅仅两个月朱元璋即去世,他没能进行更多的安排。可以想见,假若朱元璋不是迅速在晋王之后去世,燕王能否立即积蓄力量造反,当是未定之天。

藩王中最强的朱棣

不过,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属于失策,没能贯彻朱元璋以藩制藩之策略,对忠于中央的辽王、晋王、肃王、庆王没有充分调动,这却不是朱元璋能够安排的了。

这样看来,靖难战事前夕政局的演变是带有极大偶然性的,这种偶然又对朱棣极其有利。朱棣夺位之成功,实出于一连串偶然造成的有利条件。

综上,朱元璋在晚年有意调整治国策略,调整皇室关系。同时在制度和实践上,努力为皇太孙营造良好的环境,以期顺利接班,完成朱元璋身后明朝向守成的转变,实现朱元璋安民求治之未竟理想。这构成建文改制的背景之一——洪武朝本已蕴含着建文朝的倾向,朱元璋于晚年有意培植了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