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建文帝寄予厚望，从没想过传位朱棣

来源:文史宴     文/行在阳秋

朱棣夺位后对朱元璋一朝的历史进行了很多篡改，这些篡改集中在朱元璋对自己和皇太孙朱允炆的态度方面，给人以朱元璋想传位于朱棣，只是碍于宗法制度，只得传给朱允炆的印象。但实际上，朱元璋为朱允炆做了大量的准备，对朱棣进行了打压，从来没有传位朱棣的意思。

本文要讲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研判朱元璋对继承人的选择。这个“继承人”不仅仅是皇位继承人，而实已包含了朱元璋确定的嗣君、大臣这一整套权力继承者；二是朱元璋为着继承人、也是自身在世时的统治需要，是如何调整施政和政治制度的。

1、朱元璋的两份关键诏令

两份文件——册立皇太孙诏和朱元璋遗诏，是证明朱允炆合法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最有力证据。朱棣改修《明太祖实录》，不载朱元璋遗诏，亦不载立皇太孙诏，恰构成有力的反证。两诏令均有多史记载。《立皇太孙诏》：

曩古列圣相继驭宇宙者，首建储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抚将练兵，平天下乱，偃天下兵，奠生民于田里，用心多矣。及统一以来，除奸贪，去强豪，亦用心多矣。迩来苍颜皓首，储嗣为重。嫡孙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嗣奉上下神祗，以安黎庶。告尔臣民，想宜知悉。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明太祖实录》则简单记载为：

癸寅，册立皇第三孙允炆为皇太孙，祭告太庙。

朱棣并不能否定朱允炆册立为皇太孙的事实，便在文字上做文章。不仅将诏令删除殆尽、只留下事实叙述，还有意突出“皇第三孙”，暗示朱允炆乃非法继承人。

至于朱元璋遗诏，《明太祖实录》根本失载，可见朱棣对此忌恨之深，远胜于立皇太孙诏。

朱元璋从没考虑过传位朱棣

朱棣删削朱元璋遗诏，不啻于对朱元璋晚年顾命的否定。不过，朱棣此举实有不得不然的苦衷：

一、太祖遗诏明确提到“皇太孙仁明孝友”，可嗣大位，这段文字即是对朱棣合法性地位的完全否认。因此，朱棣需要将其完全删去，并伪造“第四子来否”的朱元璋遗言；二、朱元璋遗诏里明确指出，诸王于本国哭临，不必奔丧，这同样是对朱棣的致命打击，将直接导致后来《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里的许多说辞不攻自破。

《奉天靖难记》开头一段污秽不堪的文字，恰是朱棣丧心病狂的生动写照。朱棣抹杀朱元璋遗诏，并配合他对朱允炆“矫诏嗣位”的编派。这恰从反面又印证了朱允炆完全合法之地位。

2、冯胜、傅友德之死背后的朱棣

朱元璋既立朱允炆为储君，便着意以“祖孙继体宜同德”之精神，予以栽培。“太孙改律”，“政事付皇太孙参决”，有意培养并训练朱允炆处理政事的能力，此其一；为朱允炆安排文臣武将，以期达成辅佐，此其二。

下面笔者愿意提出一个判断：朱元璋为朱允炆储备人才有两种方式：委以重任和放归待用。前一种以耿炳文为代表，后一种则以方孝孺为代表。前一种为武将，后一种则为文臣。

史料显示，朱允炆之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原本是要以朝中勋贵武臣尽辅佐之职的：

以宋国公胜、颍国公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景隆、凉国公蓝玉太子太傅，开国公昇、全宁侯恪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书，茹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任亨太子少詹事兼翰林修撰，兵部尚书致仕唐鐸，刑部尚书杨靖兼太子宾客，修撰黄子澄兼少詹事，侍读东宫。

这段史料表明：朱元璋起初是想文武兼用，并仰仗旧有的元功宿将为皇太孙辅弼。冯胜、蓝玉、傅友德皆是开国元勋，威名素著。其中，蓝玉还和太孙有直接姻亲关系（蓝玉为常遇春妻弟，常遇春为朱允炆外公，蓝玉为朱允炆外舅公）。

不过，朱元璋很快就再一次屠戮功臣，冯、蓝、傅俱遭铲除。这表明：朱元璋不放心武臣典兵，更不放心让开国功臣辅佐皇太孙。这个名单里，黄子澄最终得天独厚，进入了建文朝的核心辅政团队。此外，依据现存史料，冯、蓝、傅三将之死，似乎又别有隐微。

傅友德或被朱棣谋害

《明太祖实录》于冯胜、傅友德之死，记载极其隐讳。王世贞敏锐地指出，蓝玉、冯胜、傅友德接连伏诛，似乎与朱棣有某种关联：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晦，颍国公傅友德卒，十二月定远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宋国公冯胜卒，……若颍、宋二公之卒，在蓝凉公之后，一应恩典，俱从削夺。……至颍公，尤不可晓。

自洪武元年以后，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诸将，不闻有纤毫罪状，见疑以死。而史不於卒时立传，却於封公下及之，与蓝凉公同例。永乐中又不为置后，岂藩邸时有宿歉耶？

……高帝末年，大将有功名者，诛僇几尽，而秦晋二邸，亦先薨逝，无非授文皇为祛除之地耳。史之曲讳甚多，不可枚举。

王世贞观察敏锐，看出傅友德、蓝玉之死，与朱棣似乎存在关联。朱鸿在《明成祖与永乐政治》中就此论曰：

太祖之诛锄功臣，成祖从中离间，应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太祖之意原在铲除足以威胁太子太孙者，岂料竟中燕王之计。成祖假太祖之手扫除“靖难”障碍，其人之工于心计，於此可见一斑。

朱鸿的分析切有见地。我们若将王世贞、朱鸿的推测，与前引宋、蓝、傅任职的记载合看，尤其是考虑到蓝玉与皇太孙的亲戚关系，不难得出燕王陷害的怀疑。

不仅如此。燕王导诱下，朱元璋诛杀元功宿将殆尽。这迫使他改变了原先的顾命计划，不得不另选别人做朱允炆的保驾大将。朱元璋可以在兵权上，选择让燕王代武臣，却无法在辅导皇孙上，也使燕王代劳（“周公辅成王”果然成为后来朱棣篡位的饰辞）。流传很广的朱允炆疑问“诸藩不靖，孰御之？”，很有可能存在。

3、朱元璋给朱允炆挑选的人才

洪武末年仍然幸存的耿炳文、郭英便成为朱元璋的选择。

顾诚《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均对此段史实作出了出色还原。

耿炳文是朱元璋选定的第一号保驾大将。朱元璋深知耿氏习性（不居功）和所长（善防守），因此在洪武末年多次让他统兵出征、独当一面，还亲自下令把懿文太子长女江都郡主嫁给耿炳文之子，显示出朱元璋对耿氏的厚望。

郭英的情况与之类似。郭氏本就是朱元璋外戚，又是开国元勋。朱元璋委以重任，再合适不过。朱元璋令郭英于洪武末年随辽王统兵，不无牵制燕王之意。有所区别的是，耿炳文为正，郭英为副。至于后来郭英未见朱允炆大用，耿炳文战死真定，那则不是朱元璋所能逆料的了。

排除事后诸葛的观点，朱元璋对身后谁来辅佐朱允炆，是经过周密部署的。朱允炆能用耿炳文而不能用郭英，能用李景隆而不能用徐辉祖，卒致用人不当而败，确非朱元璋所能布置的了。

朱元璋还以另一种方式为朱允炆储备人才，笔者称之为“放归待用”。代表人物有：解缙、方孝孺。他们又以文臣见用。我们注意到，朱元璋在解缙和方孝孺两人身上采用了非常相近的处理方式。

多种方孝孺传记都记载了朱元璋与方孝孺的两次会见。这两次会见，分别是洪武十五年（1382）和二十五年（1392），相隔十年。第一次谈话，缘因吴沉、揭枢之荐。朱元璋对太子朱标说了这样一句话：

此庄士，当老其才，以辅汝。

这句话，诸史众口一词。差异之处在于，《吾学编》、《续藏书》、《松窗梦语》皆载，此语乃对“皇孙”而发。甚至有记载说是“皇太孙”。《献徵录》、《革朝遗忠录》、《罪惟录》、《明史》等书则取另外一种说法，谓朱元璋语皇太子。两相比较，洪武十二年，懿文太子尚在，后一种记载更为可信。当然，不能排除“皇孙”为追记的因素。

第二次会见，朱元璋说：

今非用孝孺时。

这次会见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会见后不久，方孝孺就去汉中任府学教授，并入蜀王幕了。两次谈话有共同的内容：朱元璋看重方孝孺之才；要把方孝孺留给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作辅臣。

方正学先生像

朱元璋很清楚方孝孺的才干，却又坚决不愿在洪武朝起用他，这表明朱元璋对方孝孺的使用有着长远考虑：方孝孺并不相合于洪武政治，但从品性、气质上却极符合嗣君的需要，不管是懿文太子，还是太孙。

有史料记载，朱元璋遗命召方孝孺，有夸张成分，但亦不能明证其非。如果这条史料成立，那么朱元璋顾命方孝孺以辅佐太孙，以达成他晚年安民守成求治之理想，也会更加确定。

与方孝孺情况类似，解缙也是朱元璋“放还”的又一人物。不同的是，解缙已于洪武年间登仕，并已暂露头角。解缙为官三年（1389-1392年），锋芒毕露。为李善长辩护，上大庖西封事，弹劾袁泰，确给朝政带来一股新锐空气。朱元璋对其的态度是又欣赏又担心，同时略有不快。所谓：

上又虑公少涵养，将为众所倾。召其父至，谕曰：“才之生甚难，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归，益进其学。”

考虑到解缙本人的秉性，朱元璋决定将其遣归待用。“后十年来”，成为朱元璋对嗣君和解缙的双重期待。

朱元璋给皇太孙的“储才计划”还不仅限于此，这里写到解缙和方孝孺，是作为例证，说明朱元璋对身后辅政人才的事先安排。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朱元璋对方孝孺和解缙的期待没有完全实现。方孝孺未能跻身宰辅大臣之列（当时宰辅为齐黄二人）；解缙则干脆为齐黄所忌（后文仍将有论述），被贬到甘肃做了小吏，直到建文二年才还朝，仍然不得志。

朱元璋于洪武后期，重用耿炳文、郭英，并为朱允炆储备人才，这一系列选官任将，恰可与朱允炆的合法地位相互印证。朱元璋期盼太孙顺利接班、完成守成的愿望虽然落空了，但若不以后论前、不以成败论事的话，朱元璋的努力是昭然可见的，他已尽了他的所能。

4、朱元璋晚年为建文铺路

朱元璋不仅选官任将、确定储君，同时也在施政、制度上作出一系列调整，以因应太孙接班，为他创造铺垫和条件。朱元璋的调整主要有：改革宗藩制度，限制藩王权力；调整治国之道，由猛趋缓。这两者直接对太孙的即位有利，可称是朱元璋在内政上的努力。

洪武后期，朱元璋确已在刑杀上放缓，在“礼义”上努力。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宣布撤除锦衣卫刑具，削夺锦衣卫司法权：

焚锦衣卫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上闻之，怒曰：“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令锦衣审之，欲先付其清耳，岂令其煆炼耶？而乃非法如是！ ”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朱元璋在朝堂上的这番言行，只是他故示姿态的政治表演。不过，锦衣卫司法权确已废除，且终洪武建文朝，不再复设。与之相伴的是，朱元璋也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修订的《皇明祖训》里，宣布废除酷刑，并永不再设：

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惊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宜，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云何？盖嗣君宫内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这段文字，本身读了就胆战心惊（处死上奏者何尝不是法外加刑），但朱元璋废止酷刑的立意，确是坚决无疑的。它还明确提到了“守成之君”，表明朱元璋从事刑律上的改革，意在为嗣君创造良好的司法制度和宽松的政治环境。

恐怖特务组织锦衣卫被取缔

上引两件事实合观，更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考虑到锦衣卫、廷杖这两大明代弊政并未在建文朝出现，我们更有理由确信，“建文时期朝廷政治的演变，其实衍生自原本已存在於洪武朝中的各种倾向。”

洪武末年，朱元璋大批起用儒生，朝廷重武轻文的面貌已大大改观。齐泰、黄子澄、练子宁、茹瑺等一批新晋官员，都是这最后几年得以任事的。与之同时，朱元璋对文臣的进谏，容忍度也越来越高。吸纳儒生参与政权，并咨询他们治国，是为朱元璋为太孙留下的一大制度遗产。

5、朱元璋对朱棣的打压

朱元璋为使太孙的皇位安稳，使用了一系列措施，限制藩王权力。朱元璋的安排不可谓不周详，靖难之役的结果，实有极大的偶然性。

朱元璋修订《祖训录》成《皇明祖训》，刻意对藩王加以限制。据张德信的研究，《皇明祖训》与《祖训录》的差异竟有七十余处之多。这显系朱元璋在洪武末年，为因应皇族内部新形势而为。

改动条文的两大特色是：重新调整皇室内部礼仪；削减藩王的人事和司法权力。

《祖训录》成书于洪武六年，颁布于洪武十四年。当时朱元璋考虑到太子朱标居长，由他统御诸弟，继承大统。而洪武末年太子薨逝，皇太孙面临着统御诸叔的尴尬局面。朱元璋遂在皇室礼仪上重新安排。

《皇明祖训》规定亲王对皇帝，要行五拜三叩头的“君臣礼”，同时宫内行“家人礼”时亲王受“四拜礼”。朱元璋提高晚辈天子的礼数地位，显然是有所为而发。

《皇明祖训》还对亲王的人事权力、司法权力予以削减：

凡王国文官，朝廷精选赴王国任用。武官已有世袭定制。如或文武官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听，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决治。其文武官，有能守正规谏，助王保全其国者，毋得轻意凌辱。朝廷闻之，亦以礼待。

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军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来，审问情由明白，然后治罪。

《祖训录》的“从王区处”被改为“王即拿赴京来”，“违犯及侮慢”改为“侮慢”，可见藩王司法权的削弱。

此外，诸王失去对本府文官的任用权，只可任用武官。到朱允炆即位，遂发展为“建文元年二月己酉，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官。”《祖训录》和《皇明祖训》也都规定，藩王不得“延揽交接奔竞佞巧智谋之士”，提防藩王坐大。

朱元璋还颁布《御制纪非录》、《太祖皇帝钦录》，分别警示秦、周、齐、潭、鲁五王，历数其罪恶。

何期周、齐、潭、鲁，擅敢如此作为。……是子等恐异日有累于家邦。

阅读这两份文件可知：周、齐、代三王早有劣迹，建文年间遭削，罪有应得。

朱鸿即于《明成祖与永乐政治》中怀疑，晋王为燕王所害，不无道理。盖晋王忠于朝廷，且长于燕王。晋王统兵，则燕王能否发动靖难，尚未可知。朱元璋去世时：

时诸王自秦晋外，皆各拥三护卫重兵。地嫌势逼，恐其窥伺，乃革遗诏，止诸王会葬。

秦晋二嗣王朱尚炳、朱济熺均尚未成年，兵权未掌，燕王成为拥兵亲王之最长者。晋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三月，距离朱元璋去世仅仅两个月。在时间上，晋王之薨对燕王极为有利。

朱元璋不仅限制藩王权力，也着意让藩王们互相牵制，以共御外敌，同时不致危害朝廷。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朱元璋与武定侯郭英敕书》一文揭示，辽王享有较大的兵权，洵为燕王劲敌。《天潢玉牒》也显示，洪武末年，肃王、庆王作为西北塞王，也曾获得朱元璋的青睐和信任：

（二十五年），命肃王于奉天门设座听朝政。

（二十九年），肃王奏遣，……征沙州。

（三十年）命肃王监军，北伐，不果行。

（三十一年），召肃王、庆王归朝。

这表明，朱元璋有意要保持藩王间实力的平衡，燕王独大是朱元璋绝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晋王死后仅仅两个月朱元璋即去世，他没能进行更多的安排。可以想见，假若朱元璋不是迅速在晋王之后去世，燕王能否立即积蓄力量造反，当是未定之天。

藩王中最强的朱棣

不过，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属于失策，没能贯彻朱元璋以藩制藩之策略，对忠于中央的辽王、晋王、肃王、庆王没有充分调动，这却不是朱元璋能够安排的了。

这样看来，靖难战事前夕政局的演变是带有极大偶然性的，这种偶然又对朱棣极其有利。朱棣夺位之成功，实出于一连串偶然造成的有利条件。

综上，朱元璋在晚年有意调整治国策略，调整皇室关系。同时在制度和实践上，努力为皇太孙营造良好的环境，以期顺利接班，完成朱元璋身后明朝向守成的转变，实现朱元璋安民求治之未竟理想。这构成建文改制的背景之一——洪武朝本已蕴含着建文朝的倾向，朱元璋于晚年有意培植了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