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裱糊匠的技艺:李鸿章的痞子腔与诚字经

作者|张守涛    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

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晚清重臣，长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因此也身负外交重任，甚至可以说李鸿章是晚清外交第一人。那他外交有何策略呢？“痞子腔”和“诚字经”便是其两大“法宝”。

“津门论道”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置教案引发“内疚神明，外渐清议”而被调任为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两人交接时，李鸿章以学生身份向老师曾国藩请教，史称“津门论道”。

曾国藩问李鸿章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做何主意呢？”李鸿章回到说：“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李鸿章不假思索地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乃安徽土话，油腔滑调之意。曾国藩听闻后，以五指捋须，徐徐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听曾国藩口气不对，赶忙改口道：“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曾国藩又是捋须不已，好久才对李鸿章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虽然，李鸿章当时曾国藩的话称“是，是，门生准尊奉老师训示办理”，时隔多年也对别人称“不知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但其实他并未放弃本性中就有的“痞子腔”，而是“痞子腔”和“诚字经”两手都用。

“痞子腔”

曾国藩话音在耳，李鸿章接手处理天津教案就还是用起了他的“痞子腔”。他指示手下，既然真凶难以查获，那就动员监狱死囚冒名顶替和江湖好汉“投案自首”，许以优厚的经济报酬，来充人头蒙混过关。他还让上千名妓女、道士等下九流人士披麻戴孝，冒充中国的官员来祭奠死去的教士。对于最终审判结果，李鸿章“略施小计”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既满足了外国人的要求也对内交差。外国人后来让李鸿章在天津城乡各处广为张贴禁止反教闹事的告示，李鸿章又耍起手段，只是在天津道府接近租界的地方张贴了些告示，搪塞外国人耳目。

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李鸿章的决定其实和曾国藩差不多，却因为他“打痞子腔”，耍些“雕虫小技”，而赢得上下赞许、声誉鹊起。从此，李鸿章也代替老师曾国藩成为晚清第一汉臣，不知教诲李鸿章“还是用一个诚字”的曾国藩如何感想。

后来，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还经常“打痞子腔”，耍些“阴谋诡计”，不按常理出牌。如当时法兰西公使施阿兰是个痞子，与李鸿章相见时也耀武耀威。李鸿章便对他突然发问：“你今年几岁矣？”施阿兰被问得莫名其妙，只好据实相告。李鸿章则抚着自己的白胡子悠悠说道：“然则与吾孙同年。吾上年路出巴黎，曾与你祖父相谈数日，汝知否？”施阿兰一听李鸿章是爷爷辈的，和自己爷爷都有交情，立刻老实多了。

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英法、美国等国家，也给他“打痞子腔”很多“良机”。在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沙皇皇后向李鸿章伸手，意思是要行吻手礼，李鸿章“灵机一动”将慈禧太后赏他的玉扳指儿放到了皇后手上。沙皇皇后戴上戒指后，又向李鸿章伸出了手，李鸿章又是“灵机一动”，双膝跪地捧起了她的手。出使德国时，很多商家尤其是兵工厂家对李鸿章殷勤接待，希望他能订购他们的商品，李鸿章对此笑脸相迎概不拒绝，结果在离开德国时才宣布此行只是促进中德亲睦，让各大商家大呼上当。访问法国时，恰逢万国运动会（奥运会前身）在巴黎开幕，应邀出席升旗仪式的李鸿章看到其他国家皆有国歌伴随国旗响起，便灵光一闪来到黄龙旗下唱起民间小调“茉莉花”，赢得一片掌声。在英国时，李鸿章抽空祭奠了戈登墓，所献花圈上写道：“李某敬赠中国良友英国名将戈登”，这恐怕更多地是“逢场作戏”给别人看，戈登因为李鸿章授意杀害太平天国投降将士而与李鸿章早就翻脸。

在李鸿章生命最后之际，奉命签订《辛丑条约》时，他还不忘“打痞子腔”。李鸿章对列强坚称清廷没有和他们打仗，是他们帮着清廷打义和团，因此只能赔款不能割地，并拿出他给列强发的《东南互保》里的话“此乱命也，粤不奉召”做证。

“诚字经”

不过，虽然李鸿章善“打痞子腔”，但这只是他的外交之术而已。“道”的方面，李鸿章还是谨遵曾国藩教诲，紧念“诚字经”，如他所言：“后来办理外交，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道破的呢？”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虽然李鸿章耍了不少痞子手段，但总体上还是“推诚相见，平情说理”。如他指出所谓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说”并无确证，而导致天津教案的根本原因则是“洋风太久，绅民含愤已久”，因此他认为“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

1895年，李鸿章奉命前往日本马关议和。面对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等人的咄咄逼人，李鸿章的“痞子腔”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以诚相待”。日方提出停战要以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条件，李鸿章无奈之下甚至求伊藤博文站在他位置上想想，“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为直隶所辖，如此与我脸面有关。试问伊藤大人，设身处地，将何以为情？”面对日军提出的巨额赔款要求，李鸿章极力陈述中国财政困难，并再次让伊藤博文设身处地考虑，“中国让你为首相如何？”

在“历聘欧美”时，李鸿章坦诚中国与外国的差距，向外国要人虚心请教。如俾斯麦称赞李鸿章“已成就奇勋”时，李鸿章谦称与俾斯麦差得很远，并请教俾斯麦复兴国家、图治、治军等的方法。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时，李鸿章也尽量坦诚相对，如有记者问他“赞成妇女受教育吗？”面对这个比较刁难性的问题，李鸿章如是回答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对于美国当时的“排华法案”，李鸿章更是激动地质问：“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总体上，李鸿章外交上的确是“老老实实，推陈相见”，对外国人多以诚相待，和很多外国要人私交甚好，并非常强调“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但之所以如此，既是曾国藩的教诲所致，也是无奈之举，如曾国藩所言：“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

“痞子腔”是李鸿章外交之术，“诚字经”是他外交之道，他对内做人做事其实也大致如此。但无论是“痞子腔”还是“诚字经”，在那个“弱国无外交”和慈禧太后主政的年代都不过是“皮上之毛”罢了，李鸿章的外交功夫再厉害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他自己所言他“不过是个裱糊匠”罢了。

参考文献：

董丛林，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团结出版社，2008年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16年

叶曙明，李鸿章大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