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披露：蒋介石兵不血刃终结西南军阀始末

文：文青史话
现在很多人谈到大西南作为中国抗日的大后方，都觉得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不可否认，从地理位置、经济环境和国际交通这几个层面来看，大西南的确是持久抗战的天选之地。从地图上看，整个大西南地区群山巍峨，地形复杂，可以很大的冲击日本帝国主义机械化部队的展开；从经济上看，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向来是古代诸侯割据的兵家必争之地，强大的战争潜力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上看，大西南向北可以连接苏联，向南可以通衢印度、缅甸，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抗日战争进入到后期，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也确实印证了大西南的重要地位。

但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民国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尽管在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后，民国实现了全国名义上的统一。但各省军阀割据、称王称霸的局面并没有得到解决，当时云南是龙云的势力范围，贵州在王家烈的统治之下，四川更是军阀林立，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王陵基这五个大小军阀们，竟把金、木、水、火、土五行都圆满集齐，可以说当时的大西南，对蒋介石来说，俨然是国中之国的存在。

然而我们知道，民国首都南京沦陷之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大西南正式成为中国持久抗日的战略大后方。那么问题来了，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故，让西南的军阀们才甘愿将地盘拱手奉上，把它变成中国抗日的战略大后方的呢？

蒋介石的“削藩”大计

国民党北伐后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对南京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而言，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地方实力派堪称是他的眼中钉”。

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地方实力派，均具备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实力，其中，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雄踞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四省，拥有8个方面军、21个军、53个师、5个旅；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占据山西、河北两省，拥兵9个军、8个独立旅；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具有湖南湖北两省，拥16个军，62个师，且他的前敌指挥白崇禧还扼守山海关至天津一线；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李济深，据有广东、广西两省，拥兵5个军，21个师。此外，关外还有张学良东北军30万，刘湘等四川军阀的34个师、26个旅，云南龙云的滇军有2个军、10 个师，王家烈的黔军1个军、6个师。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面对众多实力不容小觑的军阀们，蒋介石北伐一结束，就打起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旗帜，提出了统一军政的口号，开始大张旗鼓的进行“削藩”。他先是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实行军事上的削藩”，通过了第一、二方面军各编10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部队各编8个师的决策，大肆裁军。由于中央军除了与第二集团军兵力平衡之外，还多出8个师的中央辖区，这样就保障了中央军在实力上大于各地方实力派，实现了内重外轻，以内制外的目的。

其次，蒋介石裁撤政治分会，实行政治上的削藩，解除了地方实力派在所在地区的党政军大权，控制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尽管如此，蒋介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仍与地方实力派战争频繁，先后发生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宁粤分裂、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无一例外，蒋介石都取得了绝对的军事胜利。

待到长征时期，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不断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到地方军阀所在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攘外必先安内，为了日后持久的抗日大计。

这一点，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看出。

1933年，蒋介石的日记写下这么一段：“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大西南地区不在自己掌控范围，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颇为悲观，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就曾在日记写到:“与日之战不可避免……倭三日可亡我矣”,

即使狂妄如不可一世的日军，也只是敢于叫嚣三月亡华，蒋介石的三天亡国论堪称把悲观演绎到极致。

而在掌控西南之后，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发生明显改变，在1935年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和随后的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就明确提出，如果日本进攻华北，他势必应战。显然，这是蒋介石逐步掌控大西南给他带来的底气。

王家烈无谋：被蒋下套剥夺了军权

王家烈，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人，21岁那年在时局的推动下入了伍，曾随队参加护国战争，战于川东、川南，”协守皇城”，后入湘参加护法战争。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王家烈却有一定的大局观，为此在军队里一路升迁，上级还把他送到贵州讲武堂继续深造。

1926年，王家烈升任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娶了铜仁名媛万淑芬。万淑芬颇具政治才干，她为王家烈出面应酬各界社会名流，还甚至联系上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王家烈成功取代了自己的老上司、25军军长毛光翔，当选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

就在王家烈平步青云之际，蒋介石也在筹划着从王家烈手中拿下贵州。王家烈这个人是个直肠子，蒋介石于是利用他这个弱点给他下套。蒋介石派人给王家烈带话，说省主席和军长只能选一样担任，王家烈拿不定主意，就问自己的老相识何应钦，何应钦给他出主意说：“军权都没有了，省主席能做得稳吗？”

王家烈一听这个话，大老粗的他觉得很有道理，就主动请辞了贵州省主席的职务。

交出贵州省主席的职务，王家烈以为是躲过了一劫，殊不知这只是蒋介石计划的开始。由于军长管的是兵权，主席管的是财政大权，于是蒋介石开始拿军饷做文章，他花钱收买了25军的两个师长，让他们出面控告王家烈克扣军饷，故意挑起25军士兵内部矛盾，导致王家烈失去了人心，只能被迫下台。

这还不算完，1935年4月，张学良从武汉坐飞机来贵州向蒋介石汇报工作，临走时王家烈按礼仪去机场送行。张学良兴致勃勃地和王家烈握手告别，突然来了句：“王军长坐过飞机吗？”

王家烈为人直爽，就回答自己并未坐过。张学良于是邀请王家烈试乘，并表示自己愿意亲自驾机。

王家烈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莫大的殊荣，于是没有推辞，谁知张学良一溜烟就把王家烈带到了武汉。王家烈不解，就问张学良为何不在贵阳停机。

于是，张学良拿出一份蒋介石亲自签字的命令：免除王家烈25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

王家烈看了命令以后，这才知道上了当，连回家收拾东西和辩驳的机会都没有，只得在武汉呆了下来，至此，贵州纳入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

刘湘大义：率军出川给蒋可趁之机

四川这片土地战略意义重大，蒋介石很早就开始谋划拿下四川，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亲自飞赴重庆发表了名为纪念中山先生的演说。其中讲到：“四川地位重要，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很明确，就是想让四川军阀们看清实势，早点交出党政军大权。虽然演说给了四川军阀们当头一棒，这些军阀们自然不会拱手送人。

于是，蒋介石找到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提出要帮他武装川军，条件有两个：一是在成都建设国民党中央军校，二是在刘湘的老巢重庆，建设军委会重庆行营。

刘湘想了一下，觉得建军校是为了训练川军无可厚非，重庆行营也就顶多充当一个传话筒，根本控制不了川军，于是就同意了这个要求，蒋介石这才为势力打入四川埋下了一个楔子。

1937年，蒋介石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试图通过整军从而控制四川，会议要求川军撤防出川，双方已经达到了撕破脸的临界点。就在内战一触即发之时，七七事变发生了，此时全国都笼罩在抗日的热潮之下，刘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加上自己的确是个民主主义者，在经过一晚的冷静思考后，刘湘决定以抗日大局为重，放弃和蒋介石一战到底的念头，通电蒋介石自告奋勇出兵三十万抗日，供给壮丁五百万，粮食千万担。

刘湘做了如此表态，并如期实现自己的诺言，率领川军出川抗日。由于刘湘身体本就不好，加上战争劳累，很快病倒了，不久，刘湘去世。临终前留下遗言：抗战到底，日军不退出中国，川军誓不还乡！刘湘去世后，四川再也无人可以抗衡蒋介石，蒋介石以封官许愿的策略将其余的军阀分化瓦解，肃清了自己掌控四川的全部障碍。然后自任四川省主席，不费一兵一卒，彻底掌控了四川局势。

龙云大意：抗战刚胜利就被撤换

1945年10月15日，重庆，国民政府举行集会，大名鼎鼎的“云南王”龙云，宣誓就任军事参议院的院长。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权利的虚职，龙云的就职，意味着民国最后一个军阀的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的地位被逐渐拔高，蒋介石的中央军开始向云南渗透，为了实现自己长期控制云南的意图，龙云借各种理由推托中央军入滇。

到了1940年，龙云迫于军事委员会的压力，只得派了两个军的兵力去湖南参加作战，云南就此空虚，中央军则先期进驻一个师的部队。

等到1941年，中央军与龙云的滇军在兵力上已经达到了4:1。此时的龙云，再也翻不出什么浪来，云南得以很好地充当国际援华物资的通道和远征军反攻的基地，为中国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5年，关于日军投降的接收问题，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解决龙云的大好时机，按照盟军规定，北纬17度线以北地区的越南地区由中国军队接收。蒋介石于是派龙云的大将卢汉前往接收，而中央军第五军精锐却被留下来驻守云南。

8月10日，蒋介石和杜聿明立刻做好密谋，控制好交通与通讯，做好了“解决云南问题”、“撤换滇龙”的准备。尽管行动十分保密，龙云还是得知了一点风声，但他自信自己也为抗日做了大贡献，蒋介石不至于在举国庆祝胜利之时，对自己下手。

10月2日，杜聿明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开展行动，一方面将政府命令交给龙云，一方面带兵控制昆明，龙云则从他的公馆逃到五华山省政府，拒不接收命令，等待卢汉援军的到来。

然而卢汉回援并非易事，蒋介石早已派遣中央军掌握了滇缅公路和铁路，以防滇军异动。卢汉也考虑到木已成舟，贸然行动也没有成功的把握，因此选择了静观事变。

在稳定了卢汉之后，蒋介石写信给龙云，并派出卫立煌、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不断劝说，在援兵无望之后，龙云选择妥协。

至此，被龙云统治长达18年的云南，终于取消了长期以来保持的半独立状态，纳入中央军的管辖之下。

蒋介石以雷霆手段，结束了大西南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国家危如累卵的千钧之际，促成了大西南成为中国持久抗战的大后方。若非如此，抗日的前途祸福难料，这既是蒋介石的抗日之功，也是大西南片区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