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来华的西方探险家为何嗜好“采花”

本文节选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作者：[美]范发迪，译者：袁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世纪末，耶稣会教士已经在中国收集了大量的植物和种子，将其运往法国，尝试进行移植。相较之下，英国人那时尽管在对华贸易方面占有优势，但在对中国的博物学研究方面却尴尬地远落于法国人之后。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无法像耶稣会教士那样深入中国内地，他们能看到的只有一两个港口，主要是厦门和广州。直到19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英国人略懂中文或到过中国内地。当1792年英国终于决定派遣第一个使节团（即马嘎尔尼使团）到北京就外交与商贸关系进行谈判时，竟无法在其国民中找到一个懂中文的人。结果只好雇用了两名在意大利天主教学校的中国教徒做翻译。这次出访与另一次外交访问，即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berst）使团，成了英国仅有的可以不靠中国人而亲自深入中国内地采集博物学标本的机会。所以约瑟夫·班克斯紧紧抓住这次宝贵机会把特派园艺师安插进使团，就是为了收集植物标本和资料，这毫不奇怪。比起欧洲植物采集员去过的大多数其他地方，中国是个很不同的例子。这里的园艺历史悠久、复杂精妙，欧洲人早有耳闻，但又苦于没有机会一窥其奥。所以，班克斯在写给那些到中国去的采集员的指示中，要求他们多注意栽培植物，同时也强调了获取中国园艺知识的重要性。他翻查耶稣会教士的著作，并据此编列了采集员应特别注意的植物及园艺事项。最重要的植物包括庭园花卉（如杜鹃、牡丹）、水果（如荔枝、龙眼）、蔬菜（味道佳的），以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茶树和橡树等。他指示采集员一旦遇到“有用、新奇或美观”的植物，就要抓住机会弄到。

在敦促采集员观察中国园艺技术时，班克斯特别指示他们要注意收集有关盆栽和其他控制与繁播植物的技术。他解释道：“中国人非常热衷园艺，成功栽培了许多漂亮的花木。” 当然，他也要采集员好好调查中国有名的化人粪为万能肥料的方法，因为如果把这个方法引进英国，不但能省下一大笔财富，还可提升国家的生产力。班克斯在写给随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的博物学者埃布尔（Clarke Abel）的摘要中，也请他提醒随团的园艺师，如果他们 “有机会和北京的同行接触，就一定会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令班克斯和他的植物学同事失望的是，那两次出使，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博物学上都不很成功。由于依然无法深入中国内地，英国博物学研究者只好尽量利用广州这个据点。

英国远洋船长因为职务之便，常常能从广州带些植物回国，所以他们在英国人获取中国植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一株讨人喜欢的新奇花木要价一两百英镑是常事，但金钱收益却不是他们的主要考量，因为植物在航海途中的死亡率奇高，少数幸存者充其量只能让这些船长得到少许利润。让他们热衷于此的主要原因，是要当第一个把一种奇花异草引进英国的人。那份荣耀让他们充满期待。通常园艺杂志介绍和描述一种新植物时，总会感激地提到把这植物带进英国的船长的名字。此外，新品种的花草也是馈赠贵人很受欢迎的礼物。例如，阿特拉斯号（Atlas）的梅恩斯（Maynes）船长就曾把一新种菊花敬赠给了多塞特（Dorset）公爵夫人在诺尔的花园。其他的植物可能会送给亲朋好友和上司，也可能自己留下，当然也可以以高价出售。有些积极的提倡者，也大力引进中国观赏植物。18世纪晚期，两位东印度公司的船东，亚伯拉罕·休姆（Abraham Hume）和吉尔伯特·斯莱特（Gilbert Slater），曾投入资金并利用自己作为船东的方便，从中国引入了大量菊花和其他庭园花卉。

东印度公司广州洋行的成员则比远洋船长更得天独厚，借自己在广州长居的机会，在对中国的博物学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远洋船长和访客都可以造访广州的苗圃，择选植物并要求将其包装妥当以便运回英国。然而，即使那些植物真能在前往英国的长途航行中存活下来，这种偶然随机的采集方式也不可能满足严肃的园艺学和博物学研究之需。正式的研究往往需要有系统、全面和持续的投入，而这只有长驻广州的人员才能做到。英国的园艺机构和植物研究机构很清楚这一情形，所以它们力图与广州洋行的成员建立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时，园艺与博物学在英国蔚为风气，这保证了有不少旅居海外的英国人，对这类活动都有相当的知识和兴趣。他们因地利之便，也就成了积极收集园艺和博物学标本、资料的最佳人选。18、19世纪之交，英国植物学巨擘班克斯是提倡研究中国博物学最有力的人士。他本人对中国深感兴趣，总希望进一步调查中国植物，并为自己的夫人收集中国瓷器。他身任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更使得他积极探求中国植物。为了实现目标，班克斯通过自己与东印度公司的良好关系，安排自己的人去广州，还吸收其他已经身在广州的人员为自己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邓肯（Alexander Duncan）的年轻人在1788年左右就是靠曾任广州分行医官的哥哥约翰·邓肯（John Duncan）与班克斯之间的关系，以及班克斯在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得到了广州分行医官的职位。约翰·邓肯是班克斯在中国的一名得力的通讯员，亚历山大接替其兄继续为班克斯效力。亚历山大在写给班克斯的信中说：“我很清楚您在我获得这职位之中所起的作用。”他因而向班克斯承诺要为后者提供植物和信息，“以作为对此大恩的小小回报”。

18世纪晚期，英属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大约有12名正式成员，到19世纪早期这个数目增长了近一倍。像东印度公司其他各处的分支一样，广州分行内部滋生的也是一种吃喝玩乐的文化，而非认真追求学术的风气。1799年，英国汉学的开山鼻祖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ThomasStauton）加入了广州分行，当时他只有18岁。小斯当东出身良好，不但学习了基础的科学知识，并且会说6种语言。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学识、习气，使他更适于做一名学者而不是从事贸易的商贾。处在驻居广州那群寻欢作乐的同事当中，他深感格格不入，遂郁郁寡欢。他父亲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和他的恩主马嘎尔尼勋爵都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也是班克斯的朋友。受惠于优秀的教育和社会地位，小斯当东22岁便入选了学术精英的文学俱乐部（LiteraryClub）并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

与同时代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一样，小斯当东对植物学相当精通。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看到他每天“手里都拿着一本林奈的分类学著作和一本邱园植物志”到花园去研究植物，很担心这小孩会用脑过度。虽然小斯当东本人对中国动植物没做过系统研究，但由于他的显赫背景、学术声望以及对植物学的兴趣，班克斯总是请托他就近指导、照顾前往广州的通讯人。这些人有的想学习中文，有的对博物学很感兴趣；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皇家学会会员，亦即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东印度公司茶师里夫斯（John Reeves），前者后来成为第一部英汉辞典的编纂者，后者则将以收集中国动植物标本、资料著称。1810年前后，小斯当东注意到广州分行的文化气息有了改善。几名新来者，尤其是马礼逊和里夫斯，有志于学术研究，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广州分行的成员，原来就有些受过博物学训练，如小斯当东和公司的历届医官。然而，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利用自己作为旅华洋人所能获得的资源和设施来收集新奇的植物、标本及其他科学资料。里夫斯曾向班克斯致歉说： “像我这样的植物学新手，怎敢设想能为您送去什么有用的东西呢？” 但不管怎样，他后来还是兴致勃勃，并真的为班克斯和园艺学会收集到大量的各类植物。同样，广州分行的职员查尔斯·米利特（Charles Millet），还有牧师乔治·韦切尔（George Vachell），也谦称自己“不过是帮从事科学研究的朋友做些采集而已”。然而，他们却分别是邱园园长威廉·胡克和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约翰·亨斯洛（John Henslow）19世纪30年代在华的主要通讯员。

博物学研究者为自己的联系人和大英博物馆寄去了各种各样的稀奇物品。当时英国科学界对中国知之甚少，所以无论寄去的是什么，都大受欢迎。比如说，韦切尔有一次寄给剑桥哲学学会的博物馆一个包裹，里面有13包干燥植物标本、7幅蜥蜴图画（由一位中国画师按照实物绘成）、两盒昆虫、10张鸟皮、一只蝙蝠、50份地质标本、两只贝壳、8枚荔枝、一只装着6个燕窝的小盒子和“一个头骨（头骨的主人是1829年被处决的一位中国官

员）”，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一些商业苗圃也会直接求助于他们。例如，罗吉斯父子苗圃公司就曾请马礼逊为他们采集“各种棕榈树（以及）当地或野生树木、灌木的新鲜、成熟的种子或坚果”。

这些新加入广州分行的成员精力充沛，这甚至刺激了一些在热带地方过久了好日子、已经变得慵懒的资深职员。自1793年开始担任商馆医官的约翰·利文斯通（JohnLivingstone），在广州、澳门过了几十年悠闲的生活，但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却变成园艺学会通讯员，还一口气发表了好几篇关于中国园艺的重要报告。由于知性活动的增加，广州分行的图书馆迅速扩充。马礼逊曾收集800多卷中国医药著作，又从药房搜购各类药材，还访问了多位中医，打算对中国医学和药材做一番研究。他的朋友里夫斯参与了这其中与博物学相关的工作。不幸的是，这项伟业的挑战性太大，尤其是马礼逊同时还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传教工作，而里夫斯又不懂中文。19世纪20年代末，广州分行的成员开始计划设立一个博物馆，他们为博物馆取名为中国大英博物馆。乔治·韦切尔被任命为计划中的馆长，里夫斯的儿子约翰·罗素·里夫斯（JohnRussellReeves）任秘书。马礼逊，当然还有里夫斯，置身这一项目的发起人之列。广州分行在1834年因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中止而解散（之前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对华的贸易权），因此这项博物馆计划未能实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计划书中一窥提案者心目中对中国博物学研究的一些想法。

首先，他们认识到必须成立一个科学机构来辅助自己的博物学研究。他们也知道自己旅居中国，比身在欧洲的博物学家在收集关于中国的标本和信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虽然他们很清楚，“中国对我们紧紧关闭着”，但这障碍看来并非不可超越；作为长驻中国的商人，他们可以直接从中国人那里购买标本。当提出兴建博物馆的建议时，这些博物学爱好者有个想法：如果有一个收集珍奇物品的博物馆或陈列室，将能帮助中国人目睹和了解欧洲人研究大自然的动机和成果，以及他们想要找寻的是那些物类。这样的展示说不定还会引起中国人对西方的博物学兴趣。“考虑到中国人喜欢活的禽鸟和鱼类，我们希望他们之间较富裕的阶层也能对陈列室里的鸟禽和鱼类感兴趣。”这段论述说明了英国人在意图兴建博物馆这项科学事业背后，存在着自认的“文明教化使命”（civilizingmission）。然而，这种博物馆的概念同时也具有商业性质；在这些英国人看来，商贸与科学密不可分。在博物馆的提案中甚至直接宣称：“商贸活动是现代科学发现的先驱。”因此，博物馆当然就不能只展示一排排的动、植物标本和一匣匣的矿石，还要陈列中国手工艺品和其他制造品的样本，因为这些物品将有助于英国商人了解“这些产品的竞争力”。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一计划中的博物馆，在商业上具有侵略性，在文化上摆出了高姿态，但是那些提出建馆方案的人却未必这么认为。建馆计划的基础是英国博物学者对文明进步的理解，而当时受过教育的英国精英人士大都秉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看来，商业、贸易、有用的知识（尤其是科学和工艺）和公平竞争正是成熟文明的基石。同样的概念贯穿在英国两个访华团的政治语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