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一定是“朕”，朕却一定是皇帝
文/赖正直
在现代的文学影视作品中，皇帝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都自称为“朕”，仿佛皇帝除了“朕”就不能自称别的了。但实际上，只要我们在读史书时稍微细心一点，就不难发现古代的皇帝在许多场合、许多情况下并不自称为“朕”，而是和平常百姓一样自称为“吾”、“我”等等。究竟皇帝在什么情况下自称“朕”，什么情况下自称“吾”、“我”？
今天我们来试做一个简单的考证。
1
秦汉时期：书面须称“朕”，口头可用“吾”
“朕”作为皇帝专用的自称，始于秦始皇。在秦始皇之前，“朕”是一个人人皆可使用的自称，例如屈原《离骚》一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当然，这个时候的“朕”虽然人人可用，但它是非常古雅的一种称呼，仅在《离骚》这样的相当正式的文学作品中使用，一般人在平常说话时大概不会自称为“朕”。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奏：“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秦始皇除了把“泰皇”改为“皇帝”外，同意了李斯等人的其他意见，也就是同意天子自称为“朕”。从此“朕”就成了皇帝专用的自称，其他人不能用。
但“朕”只能由皇帝自称，并不意味着皇帝只能自称“朕”。即使是称“朕”第一人的秦始皇，有时候也没有自称“朕”。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卢生等人逃亡后，秦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在这里，秦始皇自称为“吾”、“我”，并不自称“朕”。
秦二世也和他父亲一样，有时自称“朕”，有时称“吾”。
据《史记·李斯列传》载，秦二世即位后，召赵高谋事，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
我个人分析，李斯等人上奏的皇帝自称“朕”的制度，主要是用于官方正式文件的书面语，带有一种端着架子说话的生硬语气，其实就是装逼。当皇帝自称“朕”的时候，就显得比较庄严、权威，说话是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命令式口气。因此，在平时的日常说话里，如果是比较严肃的场合，皇帝也可以自称“朕”，但如果是比较随意的场合，就不太适宜自称“朕”，而要用“吾”、“我”等普通的自称。
正确用法示范
例如上述秦始皇得知方士逃亡，是面对身边的近臣，且在盛怒之下情不自禁说出了“吾”的自称，而秦二世称“吾”也是面对赵高这一极为亲密的宠臣，是在比较随意的场合，谈论的也是“耳目之所好”等轻松的内容，因此他不自称“朕”，而是自称“吾”。
秦朝的这一称谓制度沿袭到了汉朝。也就是，在诏书等正式书面场合自称“朕”，平时则视情况自称“朕”或“吾”。
例如《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文帝即位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载汉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这些皇帝自称“朕”的诏书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很多皇帝自称“吾”、“我”的记载。
例如《史记·封禅书》载，汉高祖刘邦问群臣：“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众人不能回答。汉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问群臣：“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
《汉书·周勃传》载，周亚夫之子盗卖官器被问罪，周亚夫也被牵连。汉景帝命令廷尉让周亚夫作出书面解释，周亚夫拒绝。汉景帝大骂：“吾不用也。”（意思是我不用你解释，我直接把你抓起来）。
这里的汉高祖、汉武帝问的是神仙鬼怪之事，是非正式的说话场合，所以他们都说“吾”。汉景帝是骂人，当然也不适宜用端庄的“朕”，而是称“吾”。
司马迁曾经当过中书令，班固曾经当过兰台令史，二人都曾有机会经常和皇帝面对面谈话，而且《史记》、《汉书》文风朴实，都是用当时的日常用语写成的，纪实性很强。《史记》、《汉书》中记载的皇帝自称“吾”的情况，应该是贴近实际的。
在汉朝还有一种颇为奇怪的现象，就是皇帝在同一场合说话时，一会儿用“朕”，一会儿用“吾”。
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即位后，置酒雒阳南宫，汉高祖问群臣：“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汉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里是酒宴的场合，本应是轻松随意的，但汉高祖前面自称“朕”，后面又自称“吾”。
《后汉书·逸民列传》载，汉光武帝对严光说：“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不久之后，他又问严光：“朕何如昔时？”
同样是面对好朋友严光，但汉光武帝时而称“我”，时而称“朕”。估计是这一时期在皇帝的口头语中“朕”和“吾”并不严格区分，皇帝怎么用都不算过分。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吾”的情况增多
进入三国时期，乃至此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自称“吾”的情况比秦汉时期更为增多。具体表现，一是皇帝在口语中自称“吾”的例子更加常见，二是某些皇帝在诏书、敕令中也自称“吾”而不自称“朕”。这可能是由于庶民出身的皇帝大量出现，很多皇帝即位时已经是中老年，他们不太习惯自称“朕”，或者是一时改不过口来吧。
刘备比较严格地遵守了汉朝遗留下来的制度，书面称“朕”，口头称“吾”。
例如《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遗诏敕太子刘禅：“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同时，对在身边的鲁王刘永说：“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刘备在遗诏中使用书面语“朕”，但在和儿子面对面说话时则使用“吾”，分得很清楚。
但曹丕就比较皮了。他不按汉朝的牌理出牌，不但在口头语里面自称“吾”，在有些诏书里也自称“吾”而不自称“朕”。
《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曹丕《癸酉诏》曰：“昔太山之哭者，以为苛政甚于猛虎，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岂可以目玩其辞，行违其诫者哉？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同书载曹丕诏司马懿曰：“若吾临江授诸将方略，则抚军当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
在这些诏书里，曹丕本应自称“朕”，但却自称为“吾”。不仅诏书，曹丕在写给孙权的信里也自称“吾”。
《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答书孙权：「将军其亢厉威武，勉蹈奇功，以称吾意。」
曹丕的做法影响了他的继承者们。曹睿、曹芳都有在诏书、敕令等正式书面文件中自称“吾”的例子。
《三国志·明帝纪》载曹睿给淮南诸将的敕：“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孙）权走也。”
《三国志·三少帝纪》载齐王曹芳诏曰：“吾乃当以十九日亲祠。”
皇帝在书面语中自称“吾”的例子一直到南北朝仍不时出现。
《晋书·刘隗传》载，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晋元帝诏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由。”
《宋书·戴法兴传》载，宋孝武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临万国，推心勋旧，著于遐迩。不谓戴法兴恃遇负恩，专作威福，冒宪黩货，号令自由，积衅累愆，遂至于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异同纷纠，非唯人情骇愕，亦玄象违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怀。吾今日亲览万机，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诚尽力，以副所期。”
《南齐书·柳世隆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敕柳世隆曰：“吾更历阳外城，若有贼至，即勒百姓守之，故应胜割弃也。”萧道成打算将东晋时侨置的南豫州与豫州合并，敕柳世隆曰：“比思江西萧索，二豫两办为难。议者多云省一足一于事为便。吾谓非乃乖谬。卿以为云何？可具以闻。”
《南齐书·张绪传》载，齐武帝萧赜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
这是书面语的情况，至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口头自称“吾”、“我”的情况就更为多见了。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晋武帝问樊建，诸葛亮何许人，樊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晋武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晋书·张华传》载，张华主张伐吴而出军不利，贾充奏诛张华以谢天下，晋武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
《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将晋武帝比拟为东汉桓、灵二帝，晋武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
《晋书·郤诜传》载，郤诜在与晋武帝对话时自称“天下第一”，侍中奏免郤诜官，晋武帝曰：“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
《晋书·怀帝纪》载，典书令修肃与晋怀帝论时政方针，晋怀帝曰：“卿，吾之宋昌也。”
《晋书·恭帝纪》载，桓玄死后，其侄子桓振跃马奋戈，闯入宫中，谓晋安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晋安帝降阶下床，对桓振说：“此岂我兄弟意邪！”
《宋书·桓康传》在，宋武帝刘裕谓桓康曰：“卿随我日久，未得方伯，亦当未解我意，正欲与卿先共灭虏耳。”
《宋书·张邵传》载，宋文帝刘义隆称赞张邵：“张邵可谓同我忧虑矣。”
《南齐书·明帝纪》载，太官进御食，有裹蒸，齐明帝萧鸾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余充晚食。”
《南齐书·刘休传》载，尚书右丞荣彦远惧内，曾被老婆打伤，齐明帝对他说：“我为卿治之，何如？”
《南齐书·东昏侯纪》载，萧衍围攻建康，茹法珍跪求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出钱赏赐将士，以鼓舞士气，但萧宝卷说：“贼来独取我邪？何为就我求物！”
《梁书·简文帝纪》载，梁简文帝萧纲谓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夜梦吞土，卿试为我思之。”
《陈书·虞荔传》陈文帝要求到仲举举荐一名文学之士任掌书记，到仲举尚未回答，陈文帝曰：“吾自得之。”
《魏书·食货志》载，太安中，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
《魏书·尔朱荣传》载，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对尔朱荣说：“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岂信之？”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自称“吾”、“我”的事例十分常见，比比皆是，举不胜举，姑且不再赘述。
3
唐宋时期：用“朕”的情况增多
到了唐宋时期，皇帝自称“吾”、“我”的情况开始显著减少，不但在正式书面文件中自称“朕”，而且口语里面自称“朕”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但即使如此，皇帝在口语里自称“吾”、“我”的情况也还是大量存在，以下摘录一部分备考。
《新唐书·刘文静传》，唐高祖对刘文静说：“我虽应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无嫌。”
《旧唐书·高丽传》，李勣请求用高丽俘虏随军效力，唐太宗曰：“谁不欲尔之力，尔家悉在加尸，尔为吾战，彼将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
《旧唐书·李勣传》载，李勣时遇暴疾，医者云，须灰可以疗之，唐太宗得知，乃自剪须，为其和药。李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唐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又载，唐太宗寝疾，谓太子李治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
《新五代史·史弘肇传》载，权臣史弘肇被杀后，后晋隐帝传语诸将：“弘肇等专权，使汝曹常忧横死，今日吾得为汝主矣！”
《宋史·石守信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与石守信等饮酒，酒酣，宋太祖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
《宋史·寇准传》，宋太宗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宋太宗闻之不悦，召寇准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以上所引唐宋皇帝自称“吾”、“我”的情况仍然很多，但与魏晋南北朝相比，频度已经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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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时期：主要用“朕”，偶尔用“吾”、“我”
元明清时期，皇帝自称“朕”就更加常见了，使用“吾”、“我”的情况虽然还是存在，但与唐宋时期相比又进一步地减少了。以下摘录几例皇帝自称“吾”、“我”的例子。
《元史·世祖纪》，有回回因饮食习惯与他人发生纠纷，元世祖忽必烈曰：“彼吾奴也，饮食敢不随我朝乎？”
《元史·后妃传》，元军灭宋，元世祖举行大宴，众皆欢喜，唯察必皇后不乐。元世祖问道：“我今平江南，自此不用兵甲，众人皆喜，尔独不乐，何耶？”
《明史·刘基传》，明太祖朱元璋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刘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太祖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明史·西域传》，朝臣讨论乌斯藏来朝问题，明太祖曰：“吾以诚心待人。彼不诚，曲在彼矣。”
《明史·沐英传》，沐英之子沐春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群臣请试职，明太祖曰：“儿，我家人，勿试也。”
《明史·于谦传》，有人上奏弹劾于谦，明景帝以其奏授于谦，于谦叩头谢罪，明景帝曰：“吾自知卿，何谢为？”
至于清朝皇帝自称“吾”、“我”的事例，在《清史稿》中几乎没有。《清史稿》里皇帝都是自称为“朕”。但考虑到《清史稿》的文风，经过编撰者修辞润饰的痕迹十分明显，不能反映当时人们说话的真实情况，因而不能据此断定清朝皇帝不分场合一概自称“朕”。
皇帝自称“朕”，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式用语，是君主至高权威的象征。因此，皇帝是否自称“朕”，不仅是皇帝个人的用语习惯或偏好，更是君主专制体制发展程度的体现。秦汉时期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体制，同时发明了皇帝在书面语中称“朕”，口头语中称“吾”的用法。
魏晋以来，由于政局动荡及士族门阀的兴起，君主权威相对衰落，君主专制程度较秦汉时期大大减弱，因而皇帝较少使用语气生硬的“朕”，而是放低姿态，多用平易近人的“吾”或“我”。唐宋时期，君主专制体制逐步恢复并完善，皇帝的权威空前提升，腰杆子也硬起来，因而能够经常自信满满地面对臣下自称为“朕”。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体制发展到了空前的全盛程度，因此皇帝称“朕”的场合也随之大大增多，只是偶尔在口头语中称“吾”或“我”。
皇帝自称“朕”还是自称“吾”、“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略有差异。但总体上看，这两种自称始终是同时并存的，问题只是哪个用得多一点，哪个用得少一点而已。一般而言，在比较正式、严肃的场合，皇帝自称为“朕”，而在比较轻松、随意的场合，则多自称“吾”或“我”。
像现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或影视剧那样，皇帝不分场合一律自称“朕”，“朕吃饭了”、“朕困了”、“朕喜欢你”、“朕不能没有你”、“朕射你无罪”，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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