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时代的三个外国人

理钊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发生商贸往来的西方国家，已有英、法、美、俄、普等，来往于中国的外国人，也日渐增多，其中既有传教士、商人、军人，也有外交官等。在这些外国人中，特别是在那些传教士、外交官中，绝大多数都是怀抱理想、知识渊博的精英人士，其中不乏想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情，帮助这个国家向文明迈进一点的人。在“同治中兴”时期，为此出力甚多的，就有英国人罗伯特·赫德、美国人丁韪良和蒲安臣。

罗伯特·赫德

罗伯特·赫德于1854年来到中国，1861年起在上海海关总税务司任职。1863年，经清廷任命，赫德正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监督，直到离开中国。中国的海关由外国人把持，似乎是中国的耻辱。其实，这里面有一番周折，而且是清政府乐意让洋人来管的。

1853年8月，上海小刀会占领了上海老城区，清朝官员为躲避战乱，都逃了出来。当时清朝的海关监督吴健彰也不见了人影。“吴关长”原是广州的行商，因为会与洋人打交道，又懂一点商务而得到了这一职务。当时科举出身的官员，要么只懂经学而不懂洋务，要么都不愿意做这种与洋人打交道的官，所以只好请行商出身的吴来管海关了。海关关长跑了，洋商很是高兴，可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认为，公民纳税乃是义务，就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联合设计了一套制度，据此，两领事就代中国政府从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那里征集关税。后来，英法美三國领事担心本国商人交税，其他国家的商人不交，显得不公平，就与清廷的两江总督协商，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外国税务司，帮助中国政府从所有洋商那里公平地征收海关关税。谁知道，这个税务司收的税比中国官员自己管海关时收的还多，清廷便干脆把整个海关交给外国人来管了。1861年，海关的税收为496万两，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监督，到1887年，海关税收就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这一笔收入，成为清廷同治中兴时代办洋务的主要经费，也是后来甲午赔款、庚子赔款的主要担保。

其实，由洋人担任中国政府的官职，在清廷初年便有，只不过那时给他们做的是管历法的官。但赫德担任了“海关关长”后，有些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自古未有的。首先，他把原来条块分割的海关，变成了垂直管理，使原来各自为政、隶属混乱的海关全部由总税务司领导，各级地方不再插手。这一个体制，直到今天仍在沿用。其次是按章征税、按律执法，改变了过去的随意性。再次是他引进了“服务”和“公仆”等理念，他认为海关既是管理，也是为商人服务。1864年6月21日，他向所有海关雇员发布了一份通告，要求外籍雇员学习汉语，做事耐心而“不带优越感”，工作时“力争说服他人而非发号施令”，勤于补救而不发脾气，因为发脾气“便会暴露缺点”，“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流时亦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即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此外，赫德还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考选拔雇员，实行高薪养廉，给予雇员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医药费等，使海关成为清朝唯一一个没有腐败的衙门。

1865年，他依据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向总理衙门递交了题为《局外旁观论》的奏折，讲述铁路、轮船、电报、采矿和实行西方外交的好处。他写道：“我认为，派遣驻外使节一事至关重要，其本身就是进步。我觉得它是中国保持自由和独立的最无可反对的方式。同时，我也认为，它将构成使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并使中国义无反顾地从事改进事业。”第二年，英国驻中国公使威妥玛，也向恭亲王递交了一份《新政略论》的折子，除了与赫德观点相同、强调实务外，还劝告清廷：“不要回顾过去以寻求指导，而要展望未来以寻求启示。”

丁韪良

丁韪良出生于美国一个牧师家庭，1850年，23岁的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宁波。丁韪良由香港抵达广州，刚一下船，当地平民就围住他，边看边喊：“番鬼，番鬼！杀头，杀头！”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难道就是令人引为自豪的中国文明吗？我难道就是为了这些人而背井离乡？”继而他自我安慰：“他们若不是异教徒，我又何必远道而来到这里呢？”丁韪良在宁波传教10年，期间不仅学会了汉语，还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拼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

1862年夏天，丁韪良结束在美国的休假，与妻子一起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再次回到中国，经上海转往北京，在那里建立教会和开办学校。1864年5月，他在赫德的协助下，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任校长达20年之久，该校即现今的北京第二十一中学。丁韪良于1864年加入同文馆，三年后，他回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学习两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了同文馆，在同文馆改学制、增学科，为大清培养人才。1873年，他在同文馆开设了一个小型印刷厂，成为中国大学出版社的雏形，出版了17部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化学、物理和自然哲学等领域的重要著作。

丁韪良曾经于1858年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过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当时，他看到清政府的官员，在关税自主、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一些重大问题上，轻易就作出了让步，却在诸如外交代表驻节和陛见皇帝时，行不行磕头礼之类的事情上，拼死相争，觉得中国官员太需要了解一些国际法知识了。于是，就在助手的帮助下，于1862年开始翻译惠顿的《万国法原理》。1864年该书译成后，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帮助下，呈递给恭亲王。恭亲王读后，正巧遇到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在中国大沽口捕捉了三艘丹麦商船事件，恭亲王有意用一下在书中学到的知识，遂依据国际法向李福斯提出抗议，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了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恭亲王就此发现了国际法的实用价值，遂将此书改名《万国公法》，出资印刷了300本，给各省当局学习参阅。这是第一部完整译介到中国的国际法，使中国官员第一次完整地了解了西方的国际法制度。

蒲安臣

蒲安臣，1820年11月14日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新柏林，18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先后做过律师、议员，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1861年6月，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后，被任命为美国第十三任驻华公使，于1862年7月到达北京，任期6年。在任公使期间，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所以，他得到了清政府的好感与信任。endprint

1867年11月27日，清廷总理衙门为任职到期、即将离职回国的蒲安臣举办饯行宴会。会上，清政府官员提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当时，清政府准备第一次正式派使团出使各国，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节问题十分为难。因为朝廷官员在国内政坛上，讲起经书来头头是道，可一听说要出使西洋，就认为是一种耻辱。恭亲王便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委任蒲安臣为中国第一个出使西洋的全权使节，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俄等国，进行首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奏折一上，皇帝也就批了下来。

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第一个使团，一行十三人，在蒲安臣的带领下，自上海出发，第一站便是美国。当时，给蒲安臣配备了两位副使，一位是满族人志刚，另一位是汉人孙家谷。按说，这两位随蒲安臣出访的中国官员，应该是借此机会培养的外交人才，志刚还写了一部《出使泰西记》，记录了出访见闻与心得，回国之后当得到重用。可是，他们的命运却是：一个被派往西部担任了一个小吏，另一个则在蒙古边境了却余生，原因恰恰是，朝廷认为他们被出洋玷污了。

蒲安臣到达美国后，以中国使团的名义发表演讲，会见美国官员，并与当时的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明确中美乃平等之国家，美国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两国人民拥有在彼国内居住、宗教信仰、旅游和入学的权力，条约规定了中国派驻领事和劳工到美国等。尽管这个条约事先未经清廷同意，但清政府还是承认了它。对这个条约，史家略有争议。支持者以为，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使得其后的英国、俄国等都受到了这一条约的影响，不得不声明以平等身份对待中国；而反对者，譬如治中国近代史的徐中约先生，则认为它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使得满族官员认为，洋人毕竟是可以花钱来应付的，使他们变得更加自满，对外来刺激也更加麻木，从长远观点看，这个使团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产生。

可在蒲安臣看来，他是在尽力地帮助中国的，而且他最终因此而死。1869年2月，使团到达俄国，他不幸染上了肺炎，于2月25日在圣彼得堡突然死去，终年只有50岁。清廷授予其一品官衔，给了一万两银子的抚恤金。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则评价蒲安臣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因为“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超过了国界。”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在同治中兴的30年间，一些外国人对于带有中兴气象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个中兴最后失败了。外国人襄助中国，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客观的原因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一个刚刚被迫打开了国门，被迫走进了世界大家的古老帝国。可是，在这个国家里，不说普通国民对于世界的了解，即便是知识精英们，除了极个别的思想解放者外，其他无不是被迫接受“中国衰落了”这个事实，至于因何“衰落”，更是一脸的茫然。即使是一些“清醒派”的官员，认识到要学习西方，可对于如何学习，也是盲人摸象。而这个时候，外国人的帮助便显得难能可贵，也十分地必要。从主观上说，很多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和受到过很好教育的外交官，看到中国文明的衰落，也怀有帮助中国人走向文明的理想。不说同治时代，就是后来的“维新时代”，也是许多外国人不断地向中国传播近代西方文明理念的结果，康有为、梁启超等，最初無不是受到了外国传教士，比如李摩提太等人的影响。

因此，随着一些外国传教士对于中国的了解，他们也渐渐地把当初的传教理念，从宗教转到了世俗，由开始的“把异教徒从地狱的苦难中解救出来”，转变为“把异教徒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可惜，尽管这些人心怀仁慈，可统治着中国的满清集团，想的并不是要解救苦难中的国民，而是如何保住各种危机中摇摇欲坠的权力大厦。所以，最后只能眼看帝国大厦一步一步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