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就是“纨绔”代名词？对不起，你被骗了很多年！

八旗子弟在清末是纨绔的代名词，却在每一次内忧外患中壮烈奋战。

文／班布尔汗

满清八旗军，恐怕是历史上给人留下最为“冰火两重天”印象的军队了。明末清初之际，八旗军可谓东亚第一强军，有着“满万不可敌”的名声，无论草原上的蒙古骑兵，还是明朝的关宁军、白杆兵、天雄军、浙兵等等劲旅，都是其手下败将。即使进入康熙朝，起兵云南的吴三桂之所以已经饮马长江而不北上，便是惧怕八旗军“骑射最不可当”“满兵如前骁勇”。横扫中亚的准噶尔军东进，在八旗军奋战下铩羽而归。在西伯利亚一路凯歌的俄国哥萨克，面对八旗军，也只能止步于雅克萨。

而到清末，八旗子弟是纨绔的代名词。在人们印象中，他们日常生活只有提笼架鸟、泡澡票戏。莫说打仗，他们一旦离了朝廷的“铁杆庄稼”，连生计都无法维持。

不过，若细查清末历史，在一次次内忧外患之中，八旗兵总是展现出悍勇死战的风骨。他们确实没有了祖先每战克捷的能力，但离纨绔懦弱相差甚远，壮烈程度与人们熟悉的一个个“民族英雄”相比并不逊色。在一次次明知必败的战斗中，他们绝望的奋战总让读史之人惊讶慨叹。

鸦片战争中的亮色

虽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但若纵向比较，已经过了盛世、百病缠身的清朝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武力入侵时，其官员的表现足以傲视前代任何朝代。英军的武力比清朝先进了近二百年，已经类似于“降维打击”，清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在战争过程中，清朝各级官员战死、自尽的多达百人，上至总督、提督，下至总兵、副将，涌现出一大批忠烈。

官员的忠勇与士兵的怯懦正好成对比。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战争伤亡极为微小，而与大量官员殉国相比，清军士兵的伤亡相当有限。

例如在很多影视剧中被浓墨重彩表现的虎门之战，1841年2月23日，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设置三道防线，部署兵勇8500人、火炮377门，正面迎战英军。战斗的结果是关天培战死，虎门失守，英军只有5人轻伤。清军近万大军，战死者不到300人。而且大多是在英军登岛作战从而无处可逃之下被杀，凡是能逃者均是被英军一触即溃。六旬老将关天培战死在自己的指挥部，身边与他一起战死的士兵不过20余人，其余的都被英军“驱散”了。

还有在鸦片战争中清方战死级别最高官员的镇海之战，1841年10月9日，两江总督裕谦督率4000清军和157门火炮与英军交战。当战争结束时，裕谦投水自尽，英军有3人战死、16人受伤，而清军完全溃散，战死者不过百人。

这样的战例在鸦片战争中比比皆是，往往都是主将死战殉国，麾下士兵则极容易鸟兽散，几千大军战死者很少超过三位数。在这样的大势之下，八旗军的表现就相当亮眼了。

1842年5月18日，英军兵临浙江乍浦。这里集结着八旗驻防兵、各地援军、绿营及招募的民团7000余人。清军认为英军不会攻打乍浦，因此兵虽多，防卫却很松懈，火炮更少。即使严阵以待，兵多炮广尚且不敌英军，乍浦之战的结局自然不会有意外。但在战斗中，当其他军队四散奔逃之际，乍浦的驻防八旗表现出了大出英军意料的顽强，死伤枕藉而奋战不休。

乍浦驻防八旗在雍正年间满员不过2000人，此时“协领、佐领、骁骑校等共四十二员，兵丁一千七百九十八名，家口男妇老幼三千八百六十五名”，却战死近300人，更有家属55人一同殉难。主要将官，如副都统长喜、协领英登佈、隆福等均战死。他们让英军付出9人阵亡、55人受伤的损失虽然微不足道，但可排在鸦片战争历次战斗的第三位。而英军阵亡人中还有中校军官汤林森，则更是极为罕见了。

身历其境的英国军官柏纳德，在写战况实录《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时，也对乍浦八旗给予了很高评价：“凡是亲眼看到中国的士兵,以那种顽强的斗志和决心来保卫他们阵地的人，没有一个能对中国的英勇，拒绝给予充分尊重的……迄乍浦战役为止,中国派来抵抗我们的军队，以这次为最精锐。”

到1842年7月21日，英军以四个旅计6905人的兵力攻打江苏镇江。镇江城外的2700名清军遭英军炮轰，仅死亡14人、受伤24人后便溃散了。而由副都统海龄率领的1600名驻防八旗兵死守城池，城墙被轰塌后又进行巷战。英军付出了39人阵亡、155人受伤、3人失踪的空前代价才攻陷镇江。海龄在城陷后阖家自焚，八旗兵伤亡近500人，伤亡率超过了30%。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八旗兵用鲜血给清军挽回了一些脸面，为这场耻辱的战争画上了悲壮的休止符。英军记载道：“在这里，满兵做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接战而攻陷的。”在北京城中的道光皇帝听闻，也不禁感叹：“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

太平军战乱中的死难

八旗军再次展现悍不畏死的风骨，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举事初期，各地八旗驻防兵虽被广为征调，但要么所防守之地未遭太平军攻打，要么人数太少而不能发挥作用，八旗军未能与太平军真正交手。当太平军攻陷武昌后大举沿江东下，势如破竹一路打到江宁城下，八旗军才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

江宁是清朝驻防八旗军较早、规模较大的一处，额设官员123员、兵4700名。经清初至近代二百年的发展，全军连同家属也不过三万余人，面对城外号称五十万、实际也有十万之众且气势正盛的太平军，可说毫无胜算。

八旗兵再次展现了鸦片战争时的骁勇。驻防将军祥厚代领钦差大臣关防，死守危城，率不足五千的八旗兵硬是顶住太平军数天强攻，甚至一度出城反击。最终，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北城，蜂拥而入。祥厚率部退入满城继续死守，战斗激烈异常，“枪炮之声与兵贼喊杀之声，震彻数里”。八旗军全民皆兵，甚至妇女都“亦娴枪箭，俱登城佐守”。

太平军不惜代价的猛攻，使得“城下尸积渐高，贼四面藉尸而上”，满城终于被攻破。将军祥厚“身受数十伤殒命”，副都统霍隆武“身受数伤，遇害亦惨”。其他“八旗协佐各官,或力竭捐躯，或临难自尽，同时阵亡殉难者，文武各官计三百余员，兵丁妇女不下三万余人”。突围而出的不过六百人，江宁八旗基本上全军覆没，所谓“全行殉节,所存无几”。

江宁陷落后，成为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定都之后，太平军很快便进行了北伐。1853年9月，北伐军攻打到河北沧州。沧州驻防八旗男女老幼不过2317人，在守尉德成的率领下，给了太平军“自入直（直隶）境以来，此其受创之最重”的打击。当沧州陷落后，沧州八旗及家属全员死难。

1860年，太平军十万大军包围杭州，此时杭州城中仅有守军2800余人，其中2000人是杭州驻防八旗。太平军轰塌城墙攻入城中，“惟见满营官兵接仗杀贼，其余兵勇纷纷溃散”。八旗军退入满城，死守六日之久，“妇女亦撚矛刺贼，贼愤，屡攻，死伤枕籍，终不能克”。旗营官兵撑到清军援军到达，“会同旗绿官兵,将城隍山校场等处屯聚逆匪，斩馘殆尽，遂将杭州省城克复”。

次年，太平军再次兵围杭州，并且切断城中对外联系，“坚筑木城数十里，使内外不能通气”，杭州成为孤城。在太平军再次攻陷外城后，八旗兵故技重施，退守满城，“复日夜叠出鏖战”。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写信劝降，保证可护送八旗官兵及家属去镇江，遭到拒绝。数日后，满城被攻破，将军瑞昌、副都统关福自杀，副都统杰纯及大批旗兵战死，剩余旗兵及家属“纵火自焚，烟焰蔽天，殉烈八千余人”。战后，杭州驻防八旗生还者不过46人，也是彻底覆灭。

时人评价江宁、杭州驻防八旗，认为：“两省之陷，满兵皆视死如饴，万众同命，虽妇人稚子，无一偷生草间者，忠义之气，上耀三光，下垂无竟，亦足见圣祖神宗股肱臣仆之报矣。”

攻陷杭州之前，太平军已经攻陷了浙江乍浦。乍浦驻防八旗此时兵丁家属合计只有1580余人，在副都统锡龄阿与其二子外郎荣辉、主事荣耀的率领下“昼夜巡警”，使得乍浦城防“守益固”。太平军最终用地道埋设火药、轰塌城墙，才得以攻入城内。锡龄阿与二子均在巷战中战死，乍浦八旗也随之全营死难。这支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军死战而遭过重创的八旗军，至此靡有孑遗。

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十八个省，经过之处凡有八旗者，均遭重创，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各城驻防八旗几乎全部被摧毁。而被摧毁的原因，便是各驻防八旗每每合营死战以至于所剩无几。

新疆之乱中的苦撑

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在一片火海中陷落。几乎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北，另一场影响近代中国的动乱——新疆的回、维、汉大起义爆发。原本在太平军之乱中没有参与战斗的新疆八旗军，不得不陷入血战之中。

乾隆年间，清朝灭亡准噶尔汗国，收天山南北之地，以新辟疆土之意取名新疆。为了拱卫新疆，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年），清廷在新疆地区一共修建了六座驻防城，并迁八旗官兵驻防。伊犁建有惠远城、惠宁城，驻兵 14608 名；巴里坤建会宁城，驻兵1084名；乌鲁木齐建巩宁城，驻兵3376名；古城(今奇台县)建孚远城，驻兵1084名；吐鲁番建广安城，驻兵564名。这两万余名八旗兵，便是清朝安定新疆的主要力量。

1864年春，新疆大乱首先爆发于乌鲁木齐。起义军包围巩宁城，巩宁城都统平瑞率八旗兵死守城防80天，直到弹尽粮绝。援军不至，平瑞绝望之下与众官员在都统府点燃火药自爆。巩宁城陷落，旗兵与家眷“都统以下两万余人，同时殉难”。同年九月，起义军攻陷伊犁惠宁城，并包围惠远城。伊犁将军明绪率旗兵固守到1866年正月，起义军用火药炸毁城墙，才将惠远城攻破。明绪自尽，阖城旗兵与家眷万余人死难。

在惠远城被围攻之时，古城的孚远城也被围攻，攻守双方反复角力。城墙多次被火药炸塌，“八旗老幼妇女多人，帮同运送甎土，乘间堵补完固”。待到城墙已无法修补，起义军攻入城内，领队大臣惠庆“合城官兵及妇女等舍死巷战，相持多时”，最终力不能支，除战死者，其余兵丁家眷倶纵火自焚。

新疆内乱不久，浩罕汗国趁机入侵，消灭各地起义势力，建立“洪福汗国”。俄罗斯也趁火打劫，出兵侵占伊犁。战火之下，各地驻防八旗兵先后与起义军、浩罕汗国军和俄军交战，各地驻防城相继陷落，八旗兵几乎被一扫而空。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各城驻防八旗兵,“所余仅一百五十人”。

一片城破军灭的惨景中，巴里坤的会宁城顶住了数次围攻，始终没有陷落，独树一帜。但新疆各地已沦陷，会宁城孤立无援，粮饷断绝，兵民病饿而死者甚多。

绝境之下，巴里坤会宁驻防城竟然坚持了十余年之久。直到1876年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时，巴里坤仍打着清朝旗号苦苦支撑，成为阿古柏“洪福汗国”中的一块飞地。

左宗棠用一年多时间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巴里坤八旗才终于盼得生机，而此时加上老幼妇孺只剩数百人。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锦棠收集残余旗丁，规复营制，巴里坤八旗与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各地残存旗丁，合计不足千名，仅有原兵数的六分之一。

唐朝安史之乱后，在与唐廷中断联系的情形下，李元忠、郭昕率安西军残部“泣血相守”数十年，成为传奇。巴里坤会宁城八旗虽不如唐安西军苦守时间长，但人数更少，环境更为恶劣，且十余年间毫无外援，也足以算得一个传奇了。

八旗军为何死战

虽有众多浴血奋战的例子，但清末八旗军的战斗孱弱是不争的事实。清中期以后，八旗军已经是“人人耽于安逸，武备渐觉废弛”。清代八旗军分为京师八旗劲旅和八旗驻防两大部分。驻防八旗军，又分为畿辅驻防兵、东三省驻防兵、各直省驻防兵和新疆驻防兵四类。京师八旗早已“日就华靡，饮食衣服无一不竞美艳，毫无节制。以致数月之用，罄于一日，数人之养，竭于一人，甚或饮酒看戏，游荡赌博。”而各地驻防八旗，也就东三省八旗还保留一些骑射风骨，其余虽不如京师八旗腐败，也并无什么可称道的战力了。

就以镇压太平天国而言，虽然各省驻防八旗被大举调用，取得的战果却很不可观。八旗也好，绿营也好，都无力完成消灭太平军的重任，这才使得湘军、淮军等团练出身的新军大放异彩。

湘军之所以战斗力惊人，在于帅曾国藩懂得“天下事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的道理。湘军将帅掌握地方民政财政，并用收取“厘金”、经营盐茶甚至投资票号金融等手段广泛敛财，给湘军定出了极高的军饷标准。

据史料记载，普通湘军陆军士兵月饷为四两五钱，而在家乡做佣工工资折合银不过四钱一分，收入高出十几倍。至于湘军将领则以带兵多少发给开支费，陆营统领带兵千人者每月可以支取银两5800两，带兵万人可以支取58000两。正是有这样的收入，湘军才能作战奋勇，最终一步步将太平军逼到绝境。

相比而言，八旗军兵丁的军饷是一个月支银二两、米二斗五升，这已经比湘军少了不少。而清朝“祖宗家法”规定，八旗中人除了吃粮当兵，不得“从事工农商等其他技艺”。所以，他们除了军饷，毫无其他收入。这军饷是一个旗兵全家的生活之资，就更是捉襟见肘了。

到了清末，清廷的中央财政已经处于破产边缘。各地驻防八旗军将军、副都统等将领，均不理民事,也不能如湘淮军那样掌握地方民政事务权力,甚至开创“厘金”一类财源。两个原因加起来，导致驻防八旗军饷需困难远过于湘淮军及绿营兵。旗下兵丁一般只能领到三成至六成兵饷，其中又经过搭放铁制钱两成，还有银钱与铜、铁钱及纸钞兑换率的盘剥和发饷时“官钱辅”等的克扣，生活困顿不堪。有很多驻防八旗“衣敝屣穿形同乞丐”，甚至“月饷不继，饿殍相望”。

这也是八旗军在被征调作战时，往往战力孱弱的原因。饭都吃不饱，家人嗷嗷待哺，有何心思为国效力？那么，为何在守卫驻防城时，八旗军却能够勇悍无畏，死战到底呢？这就要“归功”于清朝的驻防制度了。

清朝建立后，除京师之外，将八旗军分散在各地紧要之处驻防，成立永久“军区”。而八旗军的驻防，往往在驻扎地修建单独的驻防城，将八旗官兵家属统一安置，这种驻防城一般被称为“满城”。驻防八旗并非全是满洲八旗，也有很多蒙古、汉军八旗。但清朝“不分满、汉，但问民、旗”，强调的是旗人和民人的区别，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都是旗人。

这些驻防城，相当于一个个管理严格的“军区大院”，都设置了有形的边界，或者是栅栏、界墙，或者干脆就是城墙。这一特征保证了军事禁地的严肃性，也方便管理，能够更有效规避军民之间的矛盾。城内的旗人“平时不允许离城二十里外，有事出城要告假，远出要注册，回城要销假。否则违限不归以逃旗论，要受到严厉处置”。

驻防城一旦建成，八旗军一旦迁入，便世代镇守，形成一个个小社会。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乃至新疆之乱时，各地驻防城的八旗军多则已经在本地生活二百年，少则也有近百年。驻防之地已经是他们的家、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当地民人也就是百姓，虽不能与他们融为一体，但也接受了他们，比如杭州“相对于在文化和习俗上极为陌生的太平军，已经在杭州居住了近两百年的旗人则被认为是与他们共命运的邻居”。

当面对外敌入侵时，其他军队可以逃走溃散，驻防八旗无路可退。正如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评价乍浦、镇江八旗军死战英军的事迹时所言，八旗兵“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经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

柏纳德的《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中便认为八旗兵之所以作战勇敢，是因为：“他们难以容忍失败，不能容许这班来历不明而且可恶透顶的野蛮人，来亵渎自己的家园。”他们不是身居高位、世受国恩的达官显宦，要用生命去向皇帝效忠，他们甚至未必会有士大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觉悟。他们的奋战是为了保卫家园，他们的死是与家园共存亡。

就如茅海建先生所言：“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个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