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为什么要“临阵换将”

作者：王庆帅

辛亥武昌起事后，清廷迅派陆军大臣荫昌南下督师，镇压革命，并于1911年10月14日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予以袁世凯“会同调遣”之权。这样，在鄂清军就形成了“一军两帅”的局面。然而，仅仅过了12天，10月27日，清廷颁布“统一事权”上谕，授予袁世凯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以“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为由，将荫昌调回。

清朝陆军大臣荫昌

袁世凯

清廷为何“临阵换将”？据时任内阁阁丞的华世奎对张国淦说：“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掉为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细绎华世奎语意，他虽没有直接说及荫昌指挥不动北洋军，但容易给人以因北洋陆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故而荫昌指挥不动的印象。因华世奎为接近清廷中枢之人，此种说法不胫而走。

此外，也有人认为因荫昌个人素质低下，故被清廷调回。荫昌受命之后，迟迟未能组织官军进攻革命军，予以外人怯懦畏战印象。如《大公报》曾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荫昌惊慌失措之情形。后来陈之骥、冯耿光等人在回忆录中所描述荫昌颟顸无能、惊慌失措的情形，也为此种说法增添了有力佐证。上述两种解释，大多属于回忆性质，史料来源单一，似凭逻辑判断而来，存在很大问题。其思路是，因北洋将士为袁世凯旧部，故荫昌指挥不动南下北洋军。清廷只能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逻辑上看似合理，并不意味着就是历史真相。其实，荫昌南下督师虽然为时短暂，但因革命初起，时势随时变化，尤其涉及袁世凯出山问题，反而头绪复杂。

本文通过爬梳各类史料，首先考证荫昌南下督师与返京行程，继而分析袁世凯出山过程以确定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最后指出荫昌被调回真因所在，以期能对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方的所作所为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

荫昌南下督师行程考

1911年10月12日上午，清廷正式颁布上谕，著荫昌带陆军两镇南下，“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务必及早扑灭革命。荫昌奉到上谕后，并未立即启程南下。一方面，大军南下，须进行种种准备，比如粮饷、军械、饷银、兵站，调动人员等等。另一方面，虽然清廷令荫昌率领陆军两镇南下，但并未指明何镇。荫昌须与军谘大臣贝勒载涛商量。10月13日，载涛才从直隶永平回京。当天载涛被监国摄政王载沣召见。同日，荫昌进内请训。载涛、荫昌等同在内廷商议选军、调兵等问题。最终决定，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由荫昌督率赴鄂。10月14日，清廷正式颁布编配三军上谕。

10月15日下午5点45分，荫昌由前门西车站乘坐专车出京。第二天晚，荫昌抵达彰德，拜访袁世凯，“语秘不得闻”。据说荫昌此行目的之一是劝说袁世凯出山，但肯定也会谈及湖北“乱事”。袁世凯在会晤后，说荫昌“识议明超，踊跃前进”，湖北革命军为“蠢兹小丑，不难一鼓荡平”。剿灭革命，似在举手之间。之后，荫昌继续南行。10月17日晨，抵达郑州；当夜抵达信阳。10月18日，有人向盛宣怀报告，荫昌“现在信阳停车，未闻有南行时刻”。同一天，荫昌向清廷报告汉口战况，内有拿获革党三名之说。《民立报》还以《拿获三人》为题，对荫昌进行冷嘲热讽。

10月19日，荫昌在信阳电奏设立行营司令处。据报道，荫昌“驻节鄂、豫交界之鸡公山上，即以鸡公山为大本营。该山虽距鄂少远，然以更复前进，便觉无险可守，故只得暂屯是处”。直到10月22日，荫昌才抵达孝感。

10月25日，荫昌前往滠口督师。10月27日黎明，荫昌令清军进攻。就在同一天，清廷颁布“统一事权”上谕，调回荫昌，并命荫昌将第一军交给冯国璋，待袁世凯到鄂后，再行回京供职。10月28日，荫昌在孝感接到此上谕。与此同时，冯国璋抵达孝感，前赴战地。10月29日午后，清军攻克汉口。冯国璋恰好从孝感赶赴汉口，并于当天晚上返回。荫昌遂将前敌军队全部交给冯国璋统率，并且报告清廷将于10月31日返回信阳，打算与袁世凯会面，然后回京。清廷于11月1日统一贝勒载涛开缺，任命荫昌为军谘大臣。11月2日下午4点10分，荫昌等人回到北京，并于11月3日早进宫谢恩，然后赴军谘府接任军谘府大臣。

经过考证，可知荫昌从10月17日夜抵达信阳到10月22日抵达孝感，耽搁了近5天之久；从10月22日抵达孝感到10月27日黎明令清军进攻，又耽搁了近5天之久。在瞬息万变的前敌形势面前，荫昌何以从“踊跃前进”到“迟迟不发”；抵达孝感后，又为何不急于进攻？

对此，少部分人认为系荫昌怯懦畏战，大部分认为因北洋军不听荫昌号令。这两种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本文将从两个角度进行辩驳：首先考证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若是清廷早就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军事全权，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就没有了暗中抵制荫昌的动机。其次考证清楚北洋军南下时间与行程。若是北洋军没有耽搁，直抵汉口，就没有故意徘徊的时间与行动。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与袁世凯出山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考察袁世凯出山过程，才能确定清廷何时决定调回荫昌。

袁世凯出山内情考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武昌为天下之重心。武昌失守，极可能导致各省响应。“乱机之伏，几如遍地火星，随处可以触发”。局势危急，清廷必须尽快拿出对策。第二天下午，奕劻、那桐、徐世昌、盛宣怀、毓朗、荫昌、寿勋、谭学衡、邹嘉来、胡惟德、曹汝霖等人在内阁公所会议。最终议定：派陆军两镇南下援鄂。会议结束已到下午6点（酉正）。当天监国摄政王载沣也接到奕劻送来的电报，但并未降下谕旨。

10月12日早朝，载沣召见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洵、毓朗等人，继续商量对策。载沣因武昌失守，十分惊慌。那桐、徐世昌趁机提议起用袁世凯。奕劻则“不开口，欲试摄之伎俩也”。奕劻表面上冷眼旁观，实则支持袁世凯出山，只不过试探载沣还有什么“伎俩”而已。载洵、毓朗同声附和。但毓朗以瑞澂电奏模糊，且不知袁世凯是否肯出山为由，建议载沣一面询问袁世凯之态度，一面等待载涛从永平回来，再降谕旨敦请袁世凯出山。载沣此时态度似在犹豫当中，“尚未决”。但在各方压力下如袁党、地方督抚、言官等，尤其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10月14日，清廷决定正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据许宝蘅说，载沣“诣仪鸾殿请懿旨二次”，才取得隆裕太后的同意。又据载洵亲信冯公度说，清廷本来也打算授予袁世凯军事全权，“原练六镇，均归统辖，督师前往。至发表时，而六镇悉归统辖之说竟未一齐发表，令人不解”。因此，在关键军权上，清廷并没有予以袁世凯全权，而是令袁世凯会同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同一天，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告知清廷决定。10月15日，袁世凯以“衰病侵寻，入秋尤剧”，请“另简贤明”。态度还比较坚决。于是，清廷派阮忠枢前往彰德劝驾。据张镇芳说，10月15日，奕劻“招斗瞻至内室，面交亲笔信，令其赴邺。想系言摄政惭愧，恐不应命，与诸小爷恳求之诚。且自言至好，祈出而拯济时艰，不可坚辞等语”。当天，阮忠枢抵达彰德。虽然有一番争论，袁世凯还是决定出山。10月16日，袁世凯具折谢恩。同一天，两江总督张人骏致电袁世凯，劝其出山。10月17日，袁世凯向张人骏抱怨道：“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会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现商阁拟请增直省续万人，编营统往协剿，未知能否得请？”由于袁世凯已经答应出山，故他在回电中强调出山的客观困难。

萨镇冰

10月18日，袁世凯复函张镇芳，详细交代了其出山条件：

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庆亲王奕劻——引者注）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摄政王载沣——引者注）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前夕午楼过彰晤谈，兴致颇为踊跃。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鄂军全变，各路援军极少，非自成一军，不足济事。

10月18日，阮忠枢回京。据许宝蘅记载，“项城有折谢恩，又有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堂官代为进呈”。当天，奕劻、那桐、徐世昌一同回复袁世凯：“倾诵来函，并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并交泽公阅过，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余属阮参议详细电奏陈。”由此可见，清廷基本同意了袁世凯所提各条件。内阁并请袁世凯分别电奏，请旨遵行。之后几天，袁世凯分别奏请起用关防、编练军队、调集旧部、筹办军饷等，清廷一并同意。

至于“不为遥制”一条，多数论者根据10月27日清廷“统一事权”上谕，认为直到此天，清廷才予以袁世凯全权。但通过考察，至迟到10月21日，清廷已经决定“统一事权”，条件是袁世凯到鄂后，才能调回荫昌。

先是，10月18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说“公此行事权必须归一”。同一天，御史齐忠甲上奏清廷，认为无论湖北新军，还是各路援军，袁世凯几乎无一兵可用。“其所恃以平鄂者，惟赖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然仅会同调遣，不归该督节制，似亦未能迅赴事机。自来统帅不专，最为行军所忌。”因此，建议清廷“明降谕旨，饬荫昌即行回京。所带水陆援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迅速赴鄂，尅日荡平”。10月19日，清廷令“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显然，清廷并没有接受齐忠甲的意见，还是有所保留。

10月20日，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已经明确提出统一事权，但前提是袁世凯迅速赴鄂：“……匪兵心志似易散乱，但闻沿江各省人心摇惑，武汉得手，方能镇定，公宜速行，大约公到陆军大臣即可调回，以一事权。”为了督促袁世凯尽快南下，同一天，盛宣怀为载泽代拟面奏节略，认为：“袁世凯负知兵重望……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一面选将练勇，以为后劲。”

10月21凌晨，盛宣怀致函载泽，呈上节略。当天，载沣召见载泽。载泽面奏盛宣怀所提节略，载沣同意“统一事权”。于是以内阁名义致电袁世凯统一事权。据许宝蘅10月22日记载：“昨日阁电催项城早出以便撤回荫大臣。”可见，推动清廷“统一事权”的关键人物为盛宣怀、载泽。但由于袁世凯主张“固布守局”战略，再加上饷银等问题还未解决，直到10月26日袁世凯才奏称“凯待明后日饷到，准初七日力疾就道”。朝廷收到此电奏后，10月27日，清廷颁发“统一事权”上谕，决定调回荫昌。由此可见，早在10月18日，袁世凯已经知悉清廷答应了他提出的“不为遥制”等条件，10月21日清廷已经决定等袁世凯南下后，调回荫昌。既然清廷至迟到10月21日已经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袁世凯或者北洋军又何必再故意抵制荫昌呢？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荫昌已无此动机。

或有人会提出，北洋军是袁世凯旧部，不听荫昌号令，乃自发而为。据考察，北洋第四镇已于10月17日早晨6点抵达汉口，混成第十三协大约于10月19日运完，混成第十一协于10月20日开车。南下北洋军截止10月19日，已有一镇半已到汉口，根本不在信阳、孝感之间。最为有力的证据，10月27日黎明，北洋军已经听从荫昌命令进攻汉口，而荫昌还未收到清廷的“统一事权”上谕。可见，北洋军不听荫昌命令等说法，并无根据。

荫昌进兵迟缓以及被调回真因

那么，荫昌为何又在信阳、汉口耽搁了10天之久？又为何迟至10月27日黎明才下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清廷对武汉革命军情形并不了解。10月15日、17日，清廷命袁世凯调查诸如武昌新军如何起事、有多少新军参加革命等一系列问题。至少说明，武昌起义爆发后一周左右，清廷对武昌革命军情形的了解还不深入。不少清廷官员盲目乐观，他们相信只要荫昌大军一到，就可以扑灭武汉革命军。他们更加担心的是革命军“逃窜”以及各省纷纷响应。例如奕劻说：“此乱若非及早扑灭，深恐蔓延。”赵炳麟认为“鄂变如不早定，恐他省响应，更难收拾”。湖南巡抚余诚格认为：“鄂省大兵云集，须并用兜剿、解散两法，否则武汉用兵得手，势穷四窜，湖南，安徽、江西立溃。”直隶总督陈夔龙讲得更为直白：“切肤之患，不在武汉，而在各省蔓延。”因此，清廷一方面令荫昌迅速督师南下，另一方面则令张人骏等长江中下游各省督抚加意防范。

此时荫昌与袁世凯也是如此认识。前已提及，在会晤袁世凯前后，对于镇压革命，荫昌的态度为“踊跃前行”。10月18日，袁世凯甚至考虑，若是荫昌扑灭武汉革命，该如何安置他奏请添练的军队：“彼时武汉果已克复，分防地面，亦必不可少之预备。”但是，就在同一天，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激战，结果清军首战失利，退守滠口。消息传来，袁世凯迅速意识到了革命军不容小觑：“此次鄂变，事虽仓猝，蓄谋已久，厂、库、局、所，悉被占踞，粮足器多，人多精练，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荫昌则总结军事教训，强调革命军火炮优势，要求清廷迅速调来火炮：“自占据武汉，即在红山、龟蛇等山安设炮位，防御直同要塞，地势极占优胜，与彼作战最为有益。我军主客异形，又因河道水田触处纵横，动作诸形不便。轻于进攻，诚恐损不偿得，惟旷日持久，殊深焦急。”毓盈后来也记载道：“大军抵武汉，荫大臣昌任征讨之事。战稍不利，乃调炮队往。初有言南省地多江河，不利转运，不必以炮往者，至是，叛军列炮于江岸，兵士多所伤亡，良君弼始悔其误，乃补发焉。”

袁世凯与荫昌从不同角度意识到了武汉革命军并不容易扑灭。10月22日，袁世凯建议荫昌“固布守局”：“前锋不竞，似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再图进取。”10月25日，荫昌回电表示，完全赞同袁世凯的“固布守局”方略。10月26日，袁世凯又复电荫昌：

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必须筹备完全，厚集兵力，知彼知己，一鼓荡平。已一再将此议陈于朝廷，尚蒙采纳，正与尊论相合。蔗筹精当，莫名钦佩。

同日，荫昌又同袁世凯电奏清廷，主张“北军专图武汉，未可妄分，转致单弱”。他们意见完全相同。10月29日，荫昌汇报汉口战况，总结了10月18日清军失利原因在于：“我军炮队尚未运至阵地，匪炮过猛，难以久支，遂依江岸退至滠口地方，连日与匪相持，我军时有斩获。”但清军“将炮队炮弹陆续运赴前敌，粮秣子弹筹备充足”，于是，10月27日凌晨，荫昌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汉口清军之炮队

综上可知，荫昌之所以耽搁了10天之久，其真正原因在于，10月18日清军与革命军首战失利后，荫昌意识到了革命军不可小觑，一方面总结军事教训，要求清廷调动大炮来汉，另一方面则赞同袁世凯“固布守局”战略，准备完全后再一举攻克汉口。但在外界看来，此为荫昌畏葸怯懦之举。特别是荫昌在信阳“迟迟不发”，更是招致了朝野内外的非议。本来清廷就认为只要大军一到，自然就会轻易扑灭革命军。但由于荫昌在荫昌的“迟迟不发”，清军首战失利。于是，清廷要求荫昌迅速进攻。据报道，10月19日，载沣密谕荫昌：“急进攻，不宜观望”。同时，军咨府也致函荫昌要求迅速进攻汉口。

前已提及，盛宣怀、载泽为推动清廷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的幕后推手。但这并不能说明盛宣怀、载泽赞同袁世凯“固布守局”战略。实际上，盛宣怀、载泽之所以如此，恰恰是想以调回荫昌为条件之一，督促袁世凯迅速南下，以达到“速剿”武汉革命军目的。盛宣怀认为：

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

但荫昌此时却“逡巡不进，远在信阳，距离汉口数百里，又如何能遥制军队？”，自然引起了盛宣怀的不满。如何才能达到“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就是令袁世凯迅速南下，代替荫昌。这是盛宣怀、载泽之所以推动载沣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的动机所在。于此同时，清廷内部鉴于“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忠告清廷要求统一事权。直隶总督陈夔龙力言军权不一，为兵家大忌。给事中蔡金台担忧，因事权不一，荫昌与袁世凯不能和衷共济。等等。当时报纸更是连篇累牍论述“事权不一”之危害。比如《正宗爱国报》就以《论办事牵制之害》为题进行论说，更在“闲评”栏中，直言袁世凯与荫昌：“究竟不知归谁节制调遣，其先入为主乎？抑后来居上乎？”

于此可见，10月21日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全权，盛宣怀、载泽的幕后推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朝野内外鉴于“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要求调回荫昌，无疑也是重要推动力。

结论

通过考察荫昌南下行程可知：荫昌从10月17日夜抵达信阳到10月22日抵达孝感，耽搁了近5天之久；从10月22抵达孝感到10月27日黎明令清军进攻，又耽搁了近5天之久。其行动可谓“一波三折”：先“踊跃前行”，既而“迟迟不发”，最终“固布守局”。荫昌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北洋军不听其命令，也不是他颟顸畏战。而是由于10月18日清军与革命军首战失利，荫昌意识到了对付革命军并非易如反掌，因此一方面要求调用大炮等，一方面则赞同袁世凯提出的“固布守局”战略。直到10月27日黎明，待筹备完全后，荫昌才令北洋军进攻汉口。

由于在鄂清军出现了“一军两帅”的局面，袁世凯当然不会满意，提出了“不为遥制”等军事八条。10月18日，清廷同意。10月21日，在盛宣怀、载泽的幕后推动下，清廷决定调回荫昌，予以袁世凯军事全权。但要求袁世凯迅速南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盛宣怀等人主张“速剿”，对荫昌在信阳“迟迟未发”十分不满。同时，朝野内外，因“事权不一”之危害，纷纷要求清廷调回荫昌。这也是清廷决定调回荫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之前种种陈说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