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邓拓和关于新闻的那些陈年旧事

文/大鱼说小事

我们历来有一个习惯，就是用一元化的思维来看一个人，很脸谱化。这有点像过去小孩子看电影时，胖翻译官一出场，马上就说：这是个坏蛋！音乐一紧张起来，就知道这是鬼子要进村了；演恶霸地主的演员连领导人都不屑和他握手。

这样训练有素地持续下来，就容易形成一个巨婴社会，人长大了，但思想还停留在幼年时的认知能力上。现在我们应该知道，真实的社会不是这样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两大类来区分的。

讲一段康生和邓拓的陈年旧事。

康生

年轻人可能没听说过这两个人，简单介绍一下：

康生，山东诸城人。曾任要职，1975年病逝，1980年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迁出八宝山。出身书香世家，对传统书法、国画的艺术造诣极高。

邓拓， 笔名马南邨，福建闽侯人，1949年至1958年任人民某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66年自尽，1979年平反。

邓拓

话说，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北洋时期在古玩店买到苏东坡的两幅画：《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太太是日本人，他把《枯木怪石图》卖给了日本人。1961年，由于生活困难——那个年代家家都困难，白坚夫决定把《潇湘竹石图》也卖掉。

但是，拿到故宫后某鉴赏家却认定是赝品。看起来砖家不靠谱还是很有传承的。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白坚夫携《潇湘竹石图》来到邓拓家。邓拓看后，觉得“隽逸之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天涯际，恰似湘江与湘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认定是真品，双方作价5000元成交，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相当于5000块大洋。邓拓手中的钱不够，特意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从个人存画中挑选出24幅折款凑足。

邓拓买画的事得罪了一位权威，他指使一名干部检举邓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还是一位了解情况的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把情况汇报给少奇，才平息了风波。邓拓事后将此画和唐伯虎、倪瓒、沈周、文征明、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共154件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真迹，并且是国内仅存的苏轼作品孤本。这批收藏品2012年曾经展出过140多件，未说明其他文物去向。

苏轼 潇湘竹石图（局部）

到底是哪位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文章没说，因为干这件好事的后来成了“坏人”。《王力反思录》中，王力做为当事人之一介绍此事时揭开了这个谜底：

“……故宫博物院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书，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几乎所有领导人都画了圈……最后传到康生，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后，少奇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

原来是这么回事。不管康生在别的事情上怎么样，至少在这件事上是问心无愧的。至于谁想害邓拓，他的名字叫说不得；等当事人都死光了，就叫说不清。所以本大鱼一看见历史教材就觉得很可笑，你连几十年前的事都说不得说不清，还想说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恐怕更说不得说不清了。有报道介绍，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人来中国考察，负责接待的官员提到中国没有亿万富翁，日本人当场就说：康生等人手中有那么多国宝级文物，随便拿出来一件都价值亿万。据说这些文物都是当年从故宫几块钱几毛钱一件买的，或者借去观摩欣赏后有去无回。

谁知道这样的亿万富翁到底有多少呢？不管那劳什子，再说说另外一些关于新闻的旧事。

1958年邓拓任某报社长时，曾在四川留有一幅墨宝：“身居天府写文章，瀚墨清新立意强，记者生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之所以邓拓让新闻战绩上的工作者“一言一动慎思量”，因为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公众能够得到公开信息的渠道只有报纸。那个年代的报纸也不是新闻纸，而是各个单位的政治学习材料，主要任务是宣传。

新华社四川分社的一名记者回忆录中记载：1960年底，新华总社国内部财经组章海蓝来电话，从粮食部得悉四川已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要求尽快发一条消息。稿件很简单，我写好送审及时发出，登在人民某报头版中间，谁知这条普通的消息，触动了领导的紧张神经，见报即令人打电话到分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是谁写的？”最后丢下一句话：“省里还没有完成统购任务，差欠的一千万斤粮食由分社和记者赔出来。”一时大家都慌了神，惊得不知所措。

事后打听方知，当时全国粮食形势越来越严重，京津沪等大城市和辽宁存粮只能供应几天，许多粮食调入省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要求减少调出，上面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四川必须如期完成外调任务。领导担心这篇稿件会导致已经完成任务的四川需要增加调出更多粮食。

1961年开春，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刘宗棠去万县采访，发回一条《川东喜降春雨》的“豆腐干儿”大的简讯，登在人民某报不显眼的角落，又遭领导斥责，认为分社哪壶水不开提哪壶，似乎和省领导专门唱反调对着干。一时大家不知所措，晕头转向。

后来一问才知道，又是因粮食问题。此刻，正在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落实各省当年征购上调任务，讨价还价争得不可开交。恰在这时，传来这条四川发来的消息，一场春雨意味着丰收有望，于是顺势借雨落实任务，四川代表顿失发言权，不容再有讨价余地。情况传到省里，领导大为恼怒，对分社劈头盖脑一顿批评。

这时远在川东大山里的记者刘宗棠，怎么也想不到，这条平常的气象简讯，竟会引起如此关注，成了双方在会上争执的焦点。灾难临头，四川每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导致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后果。

这时的记者真如同走进地雷阵，步步都是陷阱，报道稍有不慎就会触雷引爆，触发一场不小的震动。

上面的新闻案例大鱼曾经拿出来给同事讲，一条新闻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大鱼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只是目前还都是敏感瓷，现在仍然不能拿出来说。那表明，现在这类案例在新闻业每天仍然都在发生，只是在外松内紧的情况下不为人知而已。前段时间曾经曝光的消息说，有几个省份的GDP数据主动挤水分，修改以前报上去的数字——这可能是吹牛也要上税的最经典案例吧。

“没有人希望天下大乱，但这种稳定必须是基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普遍的尊重和约守，而不是你巧取豪夺，我保持沉默。”如果都沉默下来，最终就是周厉王时期的“国人莫敢言，道陆以目”，主导者下场也会和周厉王一样。

说一点真话很难。要知道，媒体上越干净的地方，社会越肮脏。这才是颠扑不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