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师满洲大户风习一瞥：读清代笔记

作者：史遇春

撇开江山朝廷，闲下来，看古人平常的生活，也是一种乐趣。

这里，来说一说清朝京师满洲大户的风习，看一看对他们部分生活场景的描述，再想一想现在的时代、我们各自的生活，不知道在今昔对比中，大家会产生如何的情思？

本文出自清人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中的《六项》一节。

在清廷的统治之下，满洲人有他们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族群化的。这种族群化的优越性，必然会导致其他族群地位的降低、往往会导致其他族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上的卑微、很容易导致族群显性或者隐形对立的产生与存在。正因为如此，在清廷江山日暮的时候，“排满”就很能被众多的非满者接受并强烈支持。

其实，因为对清廷的痛恨而产生的“排满”情绪，不惟存在于大清倾覆的时候，便是到了今天，仍然有一部人在心理深层，因为对清廷无法释怀，而对满洲存在着负面情绪。

这一种情况，在大的历史朝代中，从近往远推，满清之外，元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元蒙不被满清之后一些人咬牙切齿的原因：

一是元蒙的时代距离现今相对久远；

二是大家对元蒙的历史感受没有像对满清那样清晰切近；

三是历史教育中，对元蒙的批判相对少于满清；

四是元蒙的武功所树立的强悍形象在王朝覆灭时并没有坍塌。

关于第四点，需要继续说明一下。就总体而言，清王朝的武功并不会输于以往各代；但可悲的是，大清在覆亡前，先输于外、后输于内。满清输于外的结果，就是被列强鱼肉、凌虐、瓜分；这在很多人的内心，是永远都无法接受的。这种无法接受的情感，不但中国人是这样，外国人也不会例外。输于内，就不详说了。

就华夏的各个民族而言，汉族大概可以说是最没有个性的。但是，这种没有个性，可能也是她能够最包容的原因所在。

如果把汉人政权视作本族统治，那么，其他族群建立的政权，就可以称之为外族统治了。

外族统治时，人有等级差别。

本族统治时，就没有等级差别吗？当然有。

无论外族统治还是本族统治，人都存在等级差别，表面看起来，这两种统治下的差别似乎是一样的，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俩种统治下差别还是不同的。

汉人统治下，主政者恩惠所及、享有优越性的人是家族式的。家族式优越性的特点，是惠及的单位较小，各个单位之间相对较为分散。

外族统治下，主政者恩惠所及，享有优越性的人是民族式的。民族式优越性的特点，是惠及单位很大。一个国家，可能仅仅就分为三五个族群单位，每个单位整体的力量都相对巨大。这种优越性的惠及面相对广大，同时，也就意味着，这种优越性的刺激性也就非常剧烈。

清廷属于外族统治，它在统治中的规律，基本与上面的分析一致。所以，在那个时代，汉人看满人，或许看到的只是个体，但是，自觉不自觉中，就会在个体的身上加上对满洲族群的印象。

话说，清朝京师的满洲大户人家，他们当然有明显的满洲特征，比如，他们的车马、他们的服饰，都有自己族群的特色和标志。

车马服饰之外，满洲大户人家的相同之处，还表现在他们的家里一般都有必备的六项。

清朝的京师，对满洲大户人家的描述，有形象京城谚语。这谚语生动地总结了满洲大户人家的六项必备。

所谓：“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大丫头。”即是。

天棚一、鱼缸二、石榴树三、先生四、肥狗五、大丫头六，整整六项，一个不缺。

下面仔细说一说这六项。

第一项：天棚。

满洲大户人家的天棚，并不是一年三百六天都存在的。这天棚，还有它存在的特定时日。一般，是在一年之中的伏天才会有。

一到伏天，满洲大户人家就会从自己的大门开始一直到内宅，都搭建天棚。

这种天棚，是比较高的，会架过屋顶。天棚也不是随便搭建的，一般都是很讲究的，棚檐会用雕栏装饰，而且还要在上面喜上彩绳。

第二项：鱼缸。

鱼缸，并不是室内的鱼缸，也不是今天的玻璃缸。

这种鱼缸，是实实在在的缸，是养鱼的水缸。

我想了一下，我们乡下地方的词汇中，似乎没有“缸”这一说，都叫做瓮，比如，水缸，我们就叫水瓮；醋缸，我们就叫醋瓮；瓦缸，我们就叫瓦瓮……

这种鱼缸，是否与宫廷里面的陈设有关，已无法确考。但是，宫廷为了风水（也有说，同时是为了备水防火），会在不同的地点摆设水缸，却是历史的世事。至今，在开放做旅游景点的宫禁之中，仍然可以看到当年遗存的水缸。

满洲人家的鱼缸，是摆在家里的照壁前面的。

这样的摆放，看起来很气派，很壮观。

第三项：石榴树。

石榴多子，有美好的寓意。

在以往的中国传统中，多子与多福往往是合成为一体的。

满洲大户人家，在家中栽种石榴树，是否有美好的祈愿在其中呢？

石榴花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纯白等颜色，以火红色为最多。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满枝的石榴花象征繁荣、美好、红红火火的日子，满洲大户人家在自家的照壁前种植石榴树，是否是在祈求生活如石榴花般红红火火呢？

当然，石榴花开，十分鲜艳，可作为景观树；石榴果熟，美味可口，可作为水果树；石榴树的既美观又实在，是否也是考虑因素呢？

满洲大户人家石榴树的栽种，也是在照壁前面，与鱼缸相伴成趣，相映成辉。

第四项：先生。

先生，差不多就是老师的意思。

满洲大户人家的先生，是聘请到家里，教训子弟读书学习的。另外，除了教授子弟之外，先生还要兼差，那就是要帮着这些大户人家书写信函。

满洲大户人家所延请的先生，以山东籍的秀才居多。

为什么满洲大户人家喜欢聘用山东秀才呢，这里面还有个说法，那就是：

京师里的老米兑换房，一般多为山东人所经营。老米兑换房的业务，主要包括领取官员俸禄里的大米项；可以预借银钱等。满洲大户人家需要进行大米交易或经济上有需要时，必须和山东人打交道。这些山东老米兑换房里管事人，经常会出入京师里的王府相邸，他们和达官显贵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这个缘故，满洲大户人家里的先生，很多都是山东老米兑换房里的管事推荐的同乡。

看来，乡族之谊，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还是非常显著的。

第五项：肥狗。

肥狗，也不是一般的膘肥体壮的宠物狗，而是看家护院的藏獒。

见过藏獒的人都知道，这种狗的体形硕大、外形凶猛、身体健壮，要说它肥，似乎不是很恰当。

我觉得，清朝京师人谚语中的“肥狗”，理解成“大狗”，似乎更妥。

据说，清朝京师大户人家所样的藏獒，身长八尺。

看来，后世曾经风靡片刻的藏獒经济学，比起清朝来，已经落后了至少百年以上了。

第六项：大丫头。

这里的大丫头，指的就是丫鬟。

大丫头，并不是说满户人家里丫头的身形高大，而是指她们的脚板未受缠束，比之缠足者，形状较大。

因为没有缠足，所以，这些在满洲大户人家里做佣工的大脚板的女孩子，在风行缠足的其他族群眼里，大概也就成了一个显眼的特征。

八尺藏獒。大脚丫头，一般进入满洲大户人家之后，都看到，或三或五，人所共睹。

以上六项之外，满洲大户人家的风习中，还有最为奇特者。

凡官至朝廷一品大员之后，这类满洲人出行都是乘坐轿子的。但是，轿子和轿夫都不需要主人花费钱财。轿子和轿夫的费用，都是轿夫自备。

轿夫领队加上抬轿的人，一般都会有十几人之多。

这些人闲着的时候，就会开赌局。赌局开设之后，附近左右喜欢这茬的人，都会过来玩乐，人数很多。他们赌起来的时候，只要一来劲、有输赢时，就会高声喧闹。而且，他们玩起来的时候，不知疲倦，不分昼夜。主人家对这种行为，也是听之任之，置若罔闻。

主人要出门时，一般都是由四个人抬着轿子，另有两人扶轿，行动起来，真是健步如飞！

冬天的时候，轿夫门头戴红缨皮帽。这帽子大得就如同簸箕一般，帽上的毛，有好几寸长。

抬够三里地之后，就要换班，由别的轿夫上岗。轿子后面，有双套大车载着歇班的轿夫行进。

《诗经·秦风·驷驖》有云：“輶车銮镳，载猃歇骄。”朱注云：“休其足力也。”

大概和这种情形相似。

这种双套大车在路上行进时，速度奇快，有风驰电掣之喻；前进过程，也从来不会避让行人。

曾经有一天，当时清廷一位相国的双套大车随着相国的轿子行至京师正阳门大街。碰巧，赵炳麟侍御乘车进署办公，赵侍御驾车的骢马（青白色相杂的马）年老体衰，来不及躲避相国轿夫的双套大车，双套大车与赵炳麟的车子刮擦。因为双套大车的速度快、重量大，挂到赵炳麟车子的车帷（车四旁的帷帐）之后，一下子就把大半个车帷都给挂走了。状况发生后，双套大车并不管事，继续飞驰前行而去。

第二天，这位相国知道昨天自家的双套大车挂掉了赵炳麟侍御的半幅车帷之后，他不敢直面赵侍御，经过观察，在发现赵侍御不在署内时，他赶紧跑进去，说是拜会他。进入厅事之后，慌慌张张，面向北方，行了三叩之礼后，急急离去。

这个事情，在京师里一时被传为笑柄。

就此事而言，清廷的官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虽然层级分明，但是，事权不同，有所监管，大员有时候也是有所畏惧，并非全都横行无忌。

附文中相关资料：

【伏天】“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在地下的意思，每年有三个伏，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从夏至开始，依照干、支纪日的排列，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立秋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首日，末伏十天。庚日的“庚”字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中的第七个字，庚日每十天重复一次。伏天的起讫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大致是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照壁】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特有的部分。明朝时特别流行，一般讲，在大门内的屏蔽物，古人称之为萧墙。因而有祸起萧墙之说。在旧时，人们认为自己宅中不断有鬼怪来访，修上一堵墙，以断鬼怪的来路。据说小鬼只走直线，不会转弯；另一说，照壁是中国受风水意识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称“影壁”或“屏风墙”。

【侍御】明、清两代，专设监察御史，隶都察院，另有派遣监察御史巡察地方者，明称巡按、清称巡按御史，清又有御史巡行京城之制，称巡城御史，又有监察御史督察漕运，称巡漕御史等等。

【赵炳麟】（公元1873年～公元1927年），广西全州绍水人，出身官宦人家，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十五岁为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中进士；受清德宗光绪帝赏识，直接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年轻气盛，热心报国，参加了康有为发起和领导的保国会；戊戌变法失败，险遭横祸；在翰林院任职十多年，潜心研究古今中外政治利弊得失，胸中有一套治国图存的好方略；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转任都察院侍御史，遇事敢言，不畏权贵，面对主政者的专制，皇族的腐败，重臣的野心，敢于直谏，勇于弹劾，曾直指袁世凯“包藏祸心”，结党营私，“他年暗移乾祚，皆在意中”，历数庆亲王“十二大罪状”，直声震朝野，有“铁面御史”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