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救国,无问西东:那些从清华大学走出的抗日名将

作者:胡博     来源:网易历史

电影《无问西东》中,反映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大批学子们响应号召纷纷走上抗战道路,他们有的开赴前线杀敌卫国,有的留在后方科研建设,其中不乏为国捐躯者。无论级别高低、贡献多寡,他们都为这场神圣的卫国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其中,就有一批出身于清华,并在抗日战场上领兵杀敌的将军们……

清华大学始建于1911年,这所在民国时期还只是施以留美预科教育的学校,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高等学府。有趣的是,这所偏重于理工教育的学校,却有一批学生立志投军报国,从而走上军人道路。

只为救国,无问西东:那些从清华大学走出的抗日名将

那么到底有多少出身于清华并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将军的人呢?

笔者经过搜集整理,发现符合条件的将军有14人。其中1918届1人(汪心渠),1922届4人(朱世明、何浩若、曾锡珪、陈崇武),1923届2人(孙立人、齐学启),1925届1人(贾幼慧),1926届3人(李忍涛、杨昌龄、王之),1927届2人(杜文若、曾庆集),1928届1人(汪逢栗)。

要想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将军,接受军官养成教育或速成教育是必经道路。由于民国时期的清华学生接受的是留美预科教育,因此在毕业后他们纷纷前往美国深造,并成为美国各类军事教育机构的学生。

在美国最为著名的军校当属西点军校,1926届的王之便是该校毕业生。王之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诺维奇大学,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后进入当时堪称精锐部队的税警总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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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之以营长的身份参加过抗战期间规模最大的淞沪会战。从1940年起,王之被派到盟军东南亚战场担任军事观察员和西南太平洋战区首席联络官,官至少将。王之虽然不是战功赫赫的战将,但却作为中国特派的5名受降代表之一,于1945年9月登上位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军舰,参加了对日受降仪式。有此经历,足以自豪一生。

论战功,非1923届的孙立人莫属。这位体育健将留美后进入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深造,此后转入弗吉尼亚军校接受军官养成教育。同王之一样,孙立人毕业回国后长期效力于税警总团,并在参加完淞沪会战后担负起重建税警总团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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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38师后,孙立人率领该师在缅北战场上大放异彩,屡次重创日军,令日军闻风丧胆,他本人不仅积功升任新编第1军中将军长,还成为中国军队军级部队长中战功最为显赫的将军之一。

孙立人的成功,与他的得力助手们切切相关。这其中就有两位校友——同为1923届的齐学启和1925届的贾幼慧。齐学启在美国毕业于诺维奇大学,贾幼慧则在斯坦福大学接受ROTC(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教育。

齐学启回国后一度在宪兵部队服务,后转入税警总团,成为孙立人的左膀右臂之一。1942年第一次远征开始时,齐学启身为新38师少将副师长随部参战,却不幸在战场上负伤被俘。齐学启在战俘营坚持抗争拒不投降,终在抗战胜利曙光到来的前夕被刺杀身亡,他是“清华将军”阵营中仅有的两位为国捐躯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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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齐学启后,因工作分配而一度离开孙立人的另一位重要助手贾幼慧重新回到孙氏麾下,他以新1军少将副军长的身份协助孙氏编练部队。贾幼慧擅长练兵,因此孙立人此后无论调任何职,都会将贾调在身边从旁协助,这种组合甚至到台湾也是如此。

1926届的李忍涛,是与齐学启一样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清华将军”。李忍涛在美国先后就读于南卡罗莱纳军校和弗吉尼亚军校,是少见的经历过两所美国军校教育的学生之一。李忍涛回国后被赋予重任,承担起中国军队化学兵部队的建设(对外称军政部学兵总队),因此他也被称之为“化学兵之父”。遗憾的是在1944年的一次任务中,李忍涛因所坐飞机失事不幸亡故。

为了建设好化学兵部队,李忍涛在着手准备工作时就筵揽了一批清华同学,这其中有1926届的杨昌龄(诺维奇大学毕业)、1928年届的汪逢栗(南卡罗莱纳军校毕业)等人。在这些同学的协助下,化学兵部队在抗战后期已经拥有5个团级单位,其中2个还参加了缅北攻势作战,立下赫赫战功。李忍涛殉职后,汪逢栗继承遗志,为化学兵部队的建设和发展继续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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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面战场外,敌后战场亦有“清华将军”们浴血奋战,比如1922届的曾锡珪、1927届的杜文若。

曾锡珪起初亦在税警总团服务,抗战全面爆发后,时任两淮税警总局局长的曾锡珪奉命改编所部为第8军游击队,曾改任少将司令。游击队虽然编在第8军序列下,却并未随该军一同行动,而是单独被派往苏北地区开展游击作战。这支部队不断袭击日伪军据点和补给线,令敌军十分头痛。游击队被第3战区改编后,曾锡珪一度返回税警系统服务,后奉美国考察、学习,抗战胜利时是盟军驻日最高司令部的少将联络参谋。

杜文若的经历更加典型,他先是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军校学习,后又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杜文若回国后先是在李忍涛的学兵总队服务,抗战全面爆发后因是山西人而被派往山西组织游击队,任第61军游击支队上校司令。

游击支队以骑兵为主,杜文若充分发挥所部机动性强的特点,在晋西南地区频繁突袭日军补给线。这支部队一开始只有200余人,经过一年的发展竟达到千余,因此被扩编为新编骑兵第1旅,杜文若也被提拔为少将旅长,并继续在山西战场上作出贡献。

只为救国,无问西东:那些从清华大学走出的抗日名将

除了上述“清华将军”外,还有活跃在宣传岗位上的何浩若(清华1922届,诺维奇大学毕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少将副主任)、活跃在运输岗位上的陈崇武(1922届,诺维奇大学毕业,军事委员会运输司令部少将参谋长),以及活跃在外事岗位上的朱世明(1922届,麻省理工学院、诺维奇大学毕业,驻美国陆军中将武官)、曾庆集(1927届,南卡罗莱纳军校毕业,驻缅甸陆军少将武官)、汪心渠(1918届,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少将副局长)等人。朱世明和曾庆集在抗战期间还一度从事情报主管工作,因此后人曾将他们和海军的杨宣诚一同并称为情报系统中的“陆军、海军、军统三杰”。无论是在台前还是在幕后,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一己之力,为抗战事业而奋斗着。

除了前述“清华将军”外,还有不少“清华军人”在抗战时期位至上校,并在战后晋阶为少将者,限于篇幅,笔者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