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我要为释迦牟尼、孔子争一口气

在民国文化史上,梁漱溟的出场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

那是1917年,已24岁的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因分数不够,遗憾落榜。就在他伤心失落的时候,却意外接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邀请他担任北大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蔡元培看过梁漱溟写的一篇文章,叫《究元决疑论》,第一次用西方现代学说阐述佛教理论,蔡元培对这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说作者梁漱溟报考北大落榜,就说了一句:“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于是,一个北大落榜生,转眼就成了北大教授,创下了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坛佳话。

纵观梁漱溟的一生,其实都是充满了出人意料的传奇色彩,他曾幽默地自述:六岁就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

梁漱溟刚到北大时,正是“打倒孔家店”如火如荼的时候,梁漱溟就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向来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就说:“我不反对孔子,在北大讲什么都欢迎,梁先生不是讲佛学吗?”

梁漱溟严肃地说:“我的愿望不是只讲佛学、讲儒学,而是要为释迦牟尼、为孔子讲个明白,争一口气。”

蔡元培也被他这番话打动了,从此极力支持他讲学。

梁漱溟开过《人心与人生》的课,来听课的人必须要交一块钱。这倒不是他有经济头脑,而是怕随便什么人都来听,实际上未必有兴趣,而交过了钱,多少能保证听得认真一些。至于收上来的钱,他也不会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发给那些想来听课却没钱的学生,比如后来成为新儒家大师的唐君毅,就收到了梁漱溟的五块钱。

在婚姻上有个词叫“七年之痒”,意思是两口子结婚七年后会产生很多矛盾,是一个容易离婚的时间点。梁漱溟跟北大竟然也产生了“七年之痒”,在1924年,梁漱溟当了七年北大教授后,毅然辞去了这份地位高、待遇好的工作,一个人跑到山东菏泽当起了中学校长,开始致力于中学教育。后来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

梁漱溟跟“七年之痒”好像很有缘分,在菏泽当了七年中学校长后,又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实验。

1931年,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开始了一次关于乡村建设的前所未有的大实验。在他看来,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哪个党当政,也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广大农村的建设问题。要改造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造农村,把自由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用科学的技术和组织化的方式来共同劳动。

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邹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把全县的行政机构全都撤掉了,代之以邹平研究院,研究院的人也不当官,而是到各个农村去做事,教大家新的生活方式,让农民从关心一家,转变到关心一村,最后扩大到关心一省、一国。在梁漱溟的设想中,只要在邹平实验成功了,就可以向全国推广,最终达到改造全国的目的。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乡村改造计划出发点是好的,但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很难行得通。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而且梁漱溟不想用强制的方式来灌输,而是引导,让研究院的人用自己强大的人格去感染他们,可想而知,研究院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梁漱溟,其引导的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山东落于日寇之手,梁漱溟的乡村改造运动也随之停止。

1939年2月,梁漱溟带着几个学生,开始在北中国走访调查,历时8个月,遍及50多个县市,最后总结出了三句话:第一,老百姓真苦;第二,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日寇的侵华,让无数中国人陷入了恐慌的状态,而梁漱溟却泰然自若。1940年,他在重庆开会时,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每到这时,人们都纷纷往防空洞跑,唯独梁漱溟不跑,还把椅子搬到操场上,郑重其事地读书。

1941年香港沦陷时,梁漱溟跟一大批文化名流坐船撤离。日寇的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水里也不停地有水雷炸响,全船的人都吓得半死,唯独梁漱溟呼呼大睡,毫不在乎。同行的人问他不害怕吗?他说:“我是死不了的,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这就是梁漱溟“狂”的一面,在他心里,早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肩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重任,他曾激动地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年轻时,梁漱溟醉心于佛学研究,无暇考虑终身大事,到28岁时,好友伍伯庸想给他找个妻子,就问他对女方有什么要求,梁漱溟郑重其事地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其实伍伯庸在问他的时候已经有了人选,就是他的小姨子,叫黄靖贤,也是28岁,还没嫁人,所以一听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时,也没管后面说的什么,就立刻向他推荐了黄靖贤。

到了见面那天,黄靖贤一身老土打扮,跟姐姐站在一起,竟显得比姐姐还大,梁漱溟后来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但好友的面子不能不给,梁漱溟也不是那种贪恋女色之人,就这样将就着定下了。结婚后,梁漱溟在外面打拼事业,黄靖贤在家里操持家务,给他创造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后来,黄靖贤不幸病逝,梁漱溟郁郁寡欢了很长时间。

1944年,梁漱溟与陈淑芬在老家广西桂林再婚。当时,梁漱溟虚岁52岁,陈淑芬虚岁48岁,两人加起来正好100岁,被时人誉为“百年好合”。因梁漱溟巨大的影响力,共有一百多位文化界名流前来祝贺,李济深也赶来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在婚礼上,众人要梁漱溟说说追求陈淑芬的经过,梁漱溟惭愧地说:“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

因名流荟萃,大家兴致很高,婚礼进行了很长时间也没结束,梁漱溟支持不下去了,又不好意思赶人家走,就心生一计,对大家说,为了感谢大家的光临,自己唱一段京剧《盗御马》助助兴。众人齐声叫好。梁漱溟便起了个范儿,唱了一句剧中的台词——“告辞了——”随着长长的尾音,梁漱溟拉起陈淑芬扬长而去,再也没回来。众人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都哈哈大笑,也纷纷散去了。

梁漱溟跟第一位妻子黄靖贤生了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取“宽恕”之意。梁漱溟对儿子的教育极为宽容,梁培宽曾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宽的小学、中学、大学都因种种原因而选择了肄业,但梁漱溟从来不怪他,唯一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要对你自己的事负责。”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追悼会上,挂着一副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

——“中国的脊梁”,无疑是对梁漱溟这位中国乡村建设的伟大先驱最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