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我要为释迦牟尼、孔子争一口气

在民国文化史上，梁漱溟的出场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

那是1917年，已24岁的梁漱溟报考北京大学，因分数不够，遗憾落榜。就在他伤心失落的时候，却意外接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邀请他担任北大教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蔡元培看过梁漱溟写的一篇文章，叫《究元决疑论》，第一次用西方现代学说阐述佛教理论，蔡元培对这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听说作者梁漱溟报考北大落榜，就说了一句：“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于是，一个北大落榜生，转眼就成了北大教授，创下了一段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坛佳话。

纵观梁漱溟的一生，其实都是充满了出人意料的传奇色彩，他曾幽默地自述：六岁就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

梁漱溟刚到北大时，正是“打倒孔家店”如火如荼的时候，梁漱溟就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向来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就说：“我不反对孔子，在北大讲什么都欢迎，梁先生不是讲佛学吗？”

梁漱溟严肃地说：“我的愿望不是只讲佛学、讲儒学，而是要为释迦牟尼、为孔子讲个明白，争一口气。”

蔡元培也被他这番话打动了，从此极力支持他讲学。

梁漱溟开过《人心与人生》的课，来听课的人必须要交一块钱。这倒不是他有经济头脑，而是怕随便什么人都来听，实际上未必有兴趣，而交过了钱，多少能保证听得认真一些。至于收上来的钱，他也不会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发给那些想来听课却没钱的学生，比如后来成为新儒家大师的唐君毅，就收到了梁漱溟的五块钱。

在婚姻上有个词叫“七年之痒”，意思是两口子结婚七年后会产生很多矛盾，是一个容易离婚的时间点。梁漱溟跟北大竟然也产生了“七年之痒”，在1924年，梁漱溟当了七年北大教授后，毅然辞去了这份地位高、待遇好的工作，一个人跑到山东菏泽当起了中学校长，开始致力于中学教育。后来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

梁漱溟跟“七年之痒”好像很有缘分，在菏泽当了七年中学校长后，又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实验。

1931年，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开始了一次关于乡村建设的前所未有的大实验。在他看来，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哪个党当政，也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广大农村的建设问题。要改造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造农村，把自由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用科学的技术和组织化的方式来共同劳动。

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邹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把全县的行政机构全都撤掉了，代之以邹平研究院，研究院的人也不当官，而是到各个农村去做事，教大家新的生活方式，让农民从关心一家，转变到关心一村，最后扩大到关心一省、一国。在梁漱溟的设想中，只要在邹平实验成功了，就可以向全国推广，最终达到改造全国的目的。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乡村改造计划出发点是好的，但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很难行得通。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而且梁漱溟不想用强制的方式来灌输，而是引导，让研究院的人用自己强大的人格去感染他们，可想而知，研究院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梁漱溟，其引导的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山东落于日寇之手，梁漱溟的乡村改造运动也随之停止。

1939年2月，梁漱溟带着几个学生，开始在北中国走访调查，历时8个月，遍及50多个县市，最后总结出了三句话：第一，老百姓真苦；第二，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日寇的侵华，让无数中国人陷入了恐慌的状态，而梁漱溟却泰然自若。1940年，他在重庆开会时，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每到这时，人们都纷纷往防空洞跑，唯独梁漱溟不跑，还把椅子搬到操场上，郑重其事地读书。

1941年香港沦陷时，梁漱溟跟一大批文化名流坐船撤离。日寇的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水里也不停地有水雷炸响，全船的人都吓得半死，唯独梁漱溟呼呼大睡，毫不在乎。同行的人问他不害怕吗？他说：“我是死不了的，如果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这就是梁漱溟“狂”的一面，在他心里，早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肩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重任，他曾激动地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年轻时，梁漱溟醉心于佛学研究，无暇考虑终身大事，到28岁时，好友伍伯庸想给他找个妻子，就问他对女方有什么要求，梁漱溟郑重其事地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其实伍伯庸在问他的时候已经有了人选，就是他的小姨子，叫黄靖贤，也是28岁，还没嫁人，所以一听梁漱溟说“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时，也没管后面说的什么，就立刻向他推荐了黄靖贤。

到了见面那天，黄靖贤一身老土打扮，跟姐姐站在一起，竟显得比姐姐还大，梁漱溟后来说：“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但好友的面子不能不给，梁漱溟也不是那种贪恋女色之人，就这样将就着定下了。结婚后，梁漱溟在外面打拼事业，黄靖贤在家里操持家务，给他创造了一个坚强的后盾。后来，黄靖贤不幸病逝，梁漱溟郁郁寡欢了很长时间。

1944年，梁漱溟与陈淑芬在老家广西桂林再婚。当时，梁漱溟虚岁52岁，陈淑芬虚岁48岁，两人加起来正好100岁，被时人誉为“百年好合”。因梁漱溟巨大的影响力，共有一百多位文化界名流前来祝贺，李济深也赶来亲自为他们主持婚礼。在婚礼上，众人要梁漱溟说说追求陈淑芬的经过，梁漱溟惭愧地说：“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是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

因名流荟萃，大家兴致很高，婚礼进行了很长时间也没结束，梁漱溟支持不下去了，又不好意思赶人家走，就心生一计，对大家说，为了感谢大家的光临，自己唱一段京剧《盗御马》助助兴。众人齐声叫好。梁漱溟便起了个范儿，唱了一句剧中的台词——“告辞了——”随着长长的尾音，梁漱溟拉起陈淑芬扬长而去，再也没回来。众人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都哈哈大笑，也纷纷散去了。

梁漱溟跟第一位妻子黄靖贤生了两个儿子：梁培宽和梁培恕，取“宽恕”之意。梁漱溟对儿子的教育极为宽容，梁培宽曾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梁培宽的小学、中学、大学都因种种原因而选择了肄业，但梁漱溟从来不怪他，唯一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你要对你自己的事负责。”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追悼会上，挂着一副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

——“中国的脊梁”，无疑是对梁漱溟这位中国乡村建设的伟大先驱最好的概括。